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的“汉藏融合”特质及成因分析

杭州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呈现出浓厚的“汉藏融合”特质。这主要表现为藏传佛教造像的“汉化”发展,同时也表现为汉传佛教造像的“涵化”发展,即对西夏藏传佛教美术、“西天梵相”造像风格的接受和改造。并且,飞来峰佛教造像的内容和审美选择也体现了汉藏佛教观念的融合与调适。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这一艺术特征是在佛教造像风格传承、赞助人观念选择以及时代文化背景综合影响下造就的,反映出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包容与互动融合。

元代杂剧中“说参请”的源流与影响

现存元杂剧中的"佛教剧",远继唐代的讲经、变文,近承宋代的说经、说参请,以独特的戏剧艺术表演参禅悟道,教化大众。由相关剧作,可以见出宋代说参请的直接影响;元代的佛教剧也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研究宋代说参请的资料。

四通碑刻与元代名臣姚天福

元代围绕姚天福共产生了四通碑刻,这些碑刻揭示了山西稷山姚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家族,该家族在元代能够主动融合蒙古文化,并用儒家文化培养了一位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姚天福不仅深受元世祖的青睐,也得到了元成宗的器重。他一生弹劾权贵,打击豪强,平反冤狱,赢得了"巴儿思"的美誉。在元代佛教殃及民生的情况下,姚天福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做为一位刚直的司法官员,姚天福与宋代包拯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元代包公戏的繁荣。

元朝佛教国师

元朝崇信佛教,僧官众多。地位最高者当为帝师,国师是在帝师之下的高级僧官。藏传佛教有众多帝师和国师,拥有实权,地位煊赫。汉地佛教也有多位国师,皆是名著一时的著名高僧。本文对汉藏国师的行迹以及在元代僧官体系中的地位、管理职责等方面加以考论,并说明元代佛教兴盛是元代国师众多、位高权重的原因。

李惠月及元代河西僧人写刊佛经史实再考

元代光明禅师李惠月的名字见于金银字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以及存世《普宁藏》零本的施经题记。文章通过梳理相关题记,联系白云宗刊行和印施《普宁藏》的史实,认为李惠月实为白云宗僧录,于1290年负责印施《普宁藏》的组织工作。他于1291年离开江南,他的去职与桑哥倒台,其党羽杨琏真加被朝廷治罪有关。李惠月用金银字书写《华严经》与其作为白云宗信徒和僧录的信仰背景相契合。该写经是元代大量的金字、金银字、银字写经的典型代表,有助于了解西夏遗民在整理与刊印大藏经中的贡献。

《元叟行端禅师语录》简述

《元叟行端禅师语录》是研究元叟行端生平行谊、禅学思想及元代佛教史的重要文献史料,本文对《元叟行端禅师语录》成书及版本进行简要梳理以供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使用。

青阳县博物馆馆藏元青花瓷带座供瓶鉴赏

1984年青阳县庙前镇玉屏村窖藏出土一对元代青花瓷带座供瓶,造型独特精巧,瓶和座能活动装卸。座宽唇平折,边缘为六棱花边形,座颈部六棱形,座身为镂空精细的花窗。座底呈六瓣花足。器胎洁白坚致,釉色莹亮润泽,纹饰简洁素雅。经安徽省文物鉴定站专家鉴定,青花供瓶烧制于元代,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一山一宁禅师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和影响

一山一宁禅师以元朝使节身份赴日，为传播中国禅宗文化，恢复和推进中日两国佛教文化友好交往，并对日本的禅学、宋学、文学、书法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元代景德镇窑青白瓷佛像研究

青白瓷佛像是元代景德镇窑制瓷业的一个重要进步。在当时蒙古人统治的历史及宗教之大背景下,元代大型瓷塑佛像突然且短暂出现的原因是本文所关注的,笔者认为这些令人惊叹的瓷塑佛像的生产直接受惠于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和对景德镇窑厂的赞助,同时这些瓷佛像也在元代宫廷的藏传佛教的仪式和典礼中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