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藩府文人与元代儒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忽必烈幕府文人志在救世行道,以道为己任,推进儒治,促进儒户制度的执行,恢复发展中原文化,建立学校,推动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在他们的努力下,蒙古政权按照中原王朝的政体和运作模式,建成了继唐、宋之后一代正统王朝"大元"。学术也由湮晦渐复昌明,确立了儒学的主导地位,程朱之学成为元代之"官学"。儒学与文学的全面融会,使得元代文学思想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形成以儒学为精神底蕴的诗风文风,如平易正大、冲淡悠远、纡徐雍容、涵淳茹和等。

论儒学在元代发展的新态势

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其在全国的统治,大力提倡各种宗教与儒学。传统儒学思想在元朝经历了初识、复兴与"和会"三个阶段。赵复、许衡、刘因、吴澄等人的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产生于宋朝的理学思想逐渐向明朝阳明心学过渡。

白帝城《加号大成碑》考论

元代对孔子的尊封,被视为孔子文化地位进一步提升的标志。基于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所存一通元代《加号大成碑》,结合相关史料及各地类似碑刻,考证原始碑文的落款时间、属笔作者、文字正讹等,从而校订相关文献。同时,深度分析元代尊孔崇儒的源流始末及其目的,并论述了元代奉节地区的儒学教化等情况。

读书何为:许衡行道思想中的志与道

读书何为?对于元代士人而言,当天下色变、仕途更道、儒学断层,这一发问无疑直接指向他们应当如何自处的重大问题。围绕“纲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的读书之志,元儒许衡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以“进退出处、穷达得失,莫非义也”为原则,解决行道与入仕之间的关系,并为士人的进退出处提出可资参考的现实路径。当上位者可以任之时,许衡从政治实践上推行儒家王道仁政,奠定了元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立国规模和治理制度。当上位者不可任之时,许衡也不忘精思苦索、躬身践履,传授先儒正学,“为国家、为吾道、为学校、为后进”作出个人努力。许衡作为儒家行道理论的传承者和践行者,论证了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得君还是不得君,儒士都可以实现“士志于道”的理想。他也因此被认为是特殊时代当之无愧的“吾道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