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后太原地区石匠刻工考究

太原境内的民间石匠数量较多,这些工匠工作的地域范围主要分布在太原周边地区,其中以古交市、娄烦县、晋源区、尖草坪区这四处为中心。除了本县石匠外,还有崞县和稷山等地的外来石匠。多数石匠间的关系为兄弟、父子或师徒,有部分石匠参与多个地区的活动。碑碣的题材内容因地而异,大致分为记事类、墓志铭类和其他类。文章通过对元代后太原地区的石匠刻工进行历史回顾及深入研究,探讨了其留下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

元代后期欧阳玄的文学批评观

在元代"举世宗唐"理论主张之下,随着理学浸染百余年之下的南方文士政治和文坛地位的提高,元代诗文名家们开始有意识地扭转盲目复古的潮流。作为元代后期文坛领袖,深受理学浸染的欧阳玄,在诗文批评理论方面,把诚意正心作为文学创作第一要求,诗歌创作要求自然和真诚,合乎性情,语言崇尚雅正。欧阳玄的文学主张代表了元代后期文坛的趋势,既有理学主张的实行,又有盛世心态下对前一时期诗文风尚的一贯坚持,同时又有对盲目复古论的批评和性情自然论的主张。他的批评观念对元代后期的诗文创作和明代文学复古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代后期吐蕃行宣政院研究

元朝后期在脱思麻地区设置的吐蕃行宣政院,很快由临设机构转变为固定机构,通过与原有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合体,成为实体化的政区管辖机构,其任务也从单一的"军事戡乱"转变为"军民兼管",实质上具备了行省职能,其影响力辐射吐蕃三道。吐蕃行宣政院与吐蕃等处宣慰使司同治河州,分署办公,其衙司可能在河州报恩寺。吐蕃行宣政院的设立及其行省化倾向,反映了元后期吐蕃治理方略的调整变化,这种调整变化,既与至正时期激荡的政治局势有关,也与乌思藏萨迦体制崩坏有直接关系。

现实主义视野观照下的元代后期西域少数民族诗人诗歌

元代后期西域少数民族诗人站在现实的立场上,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把目光转向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通过对黑暗社会的揭露,抒发了其"哀民生之多艰"的诚挚感情。现实主义精神贯穿了他们诗歌的主线,其诗歌的价值在元代诗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论元代后期上京纪行诗

为了整体把握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特点,针对后期上京纪行诗,深入分析了后期作品的题材和写作风格,探讨时代特点和文人身份对后期上京纪行诗的影响。在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的基础上,提出了后期上京纪行诗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明显提高,许多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的观点。

南宋和元代龙泉窑粉青瓷釉色比较研究

为了研究南宋与元代龙泉粉青瓷釉呈色机理,采用colorimeter,XRF,XRD,Raman spectrometer,XPS等对南宋和元代龙泉粉青瓷釉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南宋粉青瓷L*值大于元代,而a*、b*值小于元代粉青瓷。南宋粉青瓷的烧成温度低于元代。龙泉粉青瓷乳浊如玉的质感主要是受釉层内小而密集气泡与大量石英晶体对光的影响所致。Fe2O3的化学色主导了龙泉青瓷的呈色,且南宋粉青瓷的Fe2+与Fe3+的比值高于元代粉青瓷,是南宋粉青瓷偏蓝而元代粉青瓷偏绿的主要原因。

黑水城元代收付文书考

黑水城文献中共收录元代“收付”文书4件,其中俄藏、中国藏各1件,日本天理图书馆藏2件。这些收付文书当是元代的“出收付契”与“与收付契”,其作为元代唯一的收付文书原件和实物,展现了元代文书制度较之其前代的创新和发展。同时,据之又可发现,元代契约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与较之此前所知的内容,可能更为复杂。

元代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多样化研究

开光装饰是陶瓷装饰中的一种独特手法,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具有代表性,而元代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的兴起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通过图像分析与对比的研究方法,探索元代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特征与成因。元代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材质、技法、轮廓线等具有多样化的表现,主要受到中东伊斯兰风格、外来陶瓷匠人、元代金银器装饰和元代“纳石失”等因素影响。元代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特征。

从《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论元代南北医学融合

元代孙允贤撰《医方大成》,之后经熊彦明增补而成《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对于南宋金元经历一百五十多年分裂后南北医学文化重新融合的问题,过去学者多集中于金元北方医学南传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南方医者接受金元北方医学理论后对《局方》的批判,此为一个方面。《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所引方书,提供另一方面的了解,南方医者将南北医方融合一书之中,代表南方医者在接受金元北方医学传统时,也同时传承南宋以来南方医学传统。尽管金元医学四大家医学影响往后医学发展极为深远,但是南宋以来南方医学传统仍然在元明两代保存其活力,此却为学者忽略。

元代河北历史的碑志书写——《新出碑志与元代河北研究》评介

朱建路著《新出碑志与元代河北研究》一书2023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在作者多年搜集石刻文献资料基础上,对元代河北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历史的一次系统梳理。概而言之,该书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资料新颖,以新出石刻为中心展开河北元代历史重大问题的探讨,并在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

元代船桥军将领谢坚墓志考释

《元谢坚墓志》为学界提供了有关元代汉人世侯谢坚和船桥军的新史料。谢坚曾任河东南北两路船桥都总管,率领船桥军先后参与蒙金、蒙夏两场战争和入川对宋作战。船桥军遇河修桥造船,随着蒙金战争的深入而创建,因参与水战而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终元之世,船桥军这一特殊兵种可能一直存在。

元代文人的长江记忆建构及其文化认同——以“长江万里图”题咏为例

“长江万里图”题咏自宋发端,入元为盛。元代文人在题咏“长江万里图”的实践中实现了长江记忆的建构,包括宋末元初长江所蕴含的遗民兴亡反思和元廷经制长江的战略思想,以及在诗人与读者协同作用下凝定的关于长江经历、想象、文化的地理意象。元代文人“长江万里图”书写中的乘船上扬州、骑鹤上扬州和“扬州梦”的典故运用,从现实描述、文学想象以及文化记忆三个层面,塑造了扬州意象。“长江万里图”作为想象与实践的共同体,对它的题咏成为元代南北文人长江文化认同的媒介。在长江记忆的统摄之下,形成了元代文人的长江文化认同,分别是对隐逸文化和对大元气象的认同。长江文化认同反映了大一统时期元朝文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意识在元亡后短暂地表现为对故乡的归属感,随即汇入下一个一统时代的洪流。

元代《秘书监志》中的多民族艺术交流互鉴——以唐文质《职贡图》为中心

元代宫廷志书《秘书监志》是研究元代宫廷艺术鉴藏与各民族交流的重要文献。本文以《秘书监志》中所载唐文质图绘《职贡图》一事为切入点,结合历史背景和图像、文献资料,对其《职贡图》中所描绘的来朝使臣、所呈贡物、使者形象等进行推测和图像还原,从而分析元代职贡题材绘画的文化艺术特征,并探讨各民族政治互动、经济往来对文化艺术交流互鉴产生的积极影响。

元代文人画的“生生”之美

“生生”体现着元代文人画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形式美的内在依据。元代文人画不求“形似”只求“神似”,多以自然山水为主题,旨在建构生生不息的艺术境界,为世人呈现了独特的“生生”之美。元代文人画抒写胸中逸气、展示生命脉动是元代文人画的“生生”之美的独特内蕴;元代文人画多依托自然山水、草木生灵等物象,借以展示个人的才情气质、抒发个人的理想抱负,间或寄寓个人愤懑之情,充分展现个体生命之丰富与充盈;元代文人画通过精心的构图以及对墨色浓淡、干湿变化的调控,着力营造画作的情感空间和生命质感。元代文人画的“生生”之美是传统“生生”之学在绘画领域的呈现,本质上是中国古典形态的“天人相和”的生态之美,它反映了元代文人对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的审美关系的深切渴望,对动态的、充满活力的生命美感的热烈追求。

元代寻亲型文学作品的异质特征及其成因刍议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统一王朝,文坛也出现了诸多与他朝迥异的文学特征。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的寻亲型文学作品,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异质特征,别具文学史意义。寻亲型文学作品形成和繁荣的主要原因是接连不断的战争和寇乱,也是封建社会孝义文化在文坛的体现,反映了游牧民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一种认同。

基于中华文化共同体语境下的元代“双陆”考释

运用文献资料法,以元代“双陆”为考察对象,以呈现元代“双陆”历史原貌为目的,研究表明:元代“双陆”兴起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时期,是中华各族棋类文化相交、相融的结晶;元代“双陆”开展范围广、扎根社会程度深,既完整、规范地传承了“双陆”棋艺,也为明清“双陆”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元代“双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中国古代“双陆”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永乐宫壁画中的建筑识别与元代民居建筑基因初探

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由于遗址、遗迹尚存,文献资料相对详实、考古信息不断涌现,备受关注,而明以前的民居建筑研究却因一手材料信息的缺失,难以明辨。元代民居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案例匮乏,导致相关研究始终有限。因此,以永乐宫壁画这一元代画卷中所表达的建筑信息为基础,通过对壁画中建筑信息的辨识,分析元代民居的内外建筑构成要素与分布特征,理清其类型特点,探明其基因构成,以求揭示元代民居承宋启明过渡发展演进规律及其影响,补白元代民居建筑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为以永乐宫为主体的元代建筑史研究提供一个审视的新视角。

元代官方史学中的蒙汉融合

元代实行蒙汉两重修史体制,在官方修史活动中呈现为多民族史官共同参与的局面,其中蒙古人占据领导地位,汉人则凭借修史才能发挥了主体作用,多方合力推动了元代官方史学的发展。在集体修史过程中,各民族史家之间有着多方面的互动交流,在纂修实录、《经世大典》等重大修史项目中互相配合,保证了史书修撰顺利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交融加快,文化认同加深,元代蒙汉两种修史体制间的融合逐步深入,蒙汉史学交融形塑了元代官方史学的特色。

元代科举兴废与畿辅文坛重构

元朝科举的废兴,直接或间接决定了畿辅地区文坛格局的形成和变化。元朝前期长时间科举不行,士人无法通过科举渠道入仕,从而造就大批优秀的书会才人,由此带来畿辅戏剧的繁荣;延祐开科使得士气复振,科举选拔的人才成为畿辅文坛的主体,传统诗文创作逐渐趋于雅正化;后期科举的再废再复使得人心动荡,畿辅文学也逐渐走向衰落。元朝科举的实施情况,不仅影响了士人的人生选择和情感心态,也影响了文人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表现方式,畿辅词曲尤其杂剧走在全国通俗文学的前列,诗文在崇古文和尚科艺的较量中也呈现多元化文学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