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对元代士人精神之影响

元代的士人精神异常低落。元代士人不断尝试寻找一位心灵皈依的前贤人文领袖,他们寻寻觅觅,最终将目光锁定苏轼。他们学习苏轼的人格及其艺术风神,从苏轼的文化精神世界汲取养分力量,滋润自己迷茫而脆弱的心灵世界。笔者将苏轼文化人格精神与元人士人心态联系起来,梳理考辨元代文人对苏轼文化人格的接受,进而深入挖掘其士人精神风貌。

晦迹遁世与匡时济世的矛盾——王蒙与元代士人文化传统

明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初十,一代巨匠--王蒙葬身于封建专制的车轮下,从而结束了缠绕他一生的痛苦矛盾:隐与仕的矛盾、晦迹遁世与匡时济世的矛盾.然画为心迹,格因品殊.研究王蒙的画迹首先要剖析其心迹和人品及所处的特定时代对其创作的影响.……

论元代士人的归隐意识

“仕与隐”观念的冲突,是传统士人心态中的一个矛盾。但在历史上隐逸难以成为主流。元代士人在人生观念上有很大变异,蔑视功名,否定仕途,表现出对传统的背离。这种变异,产生于元代异常的社会环境。虽然它还不具备否定封建社会的高度,但表现出自我的觉醒。元人归隐意识的内核为自保及自尊需求,尽管表现得夸张直露,但从其本质论,并未超出历代归隐意识的藩篱。

元代士人的政治關懷與時務對策——以《三場文選對策·壬集》爲中心的考察

'對策'或稱'策問'、'時務策',是元代科舉的鄉試、會試和殿試都要考試的試題類型,殿試中則只考對策。元人蘇天爵編寫的詩文總集《元文類》中,有兩卷内容是元朝鄉試、會試和殿試的對策試題,説明對策在元朝科舉考試中的重要性。元代科舉的'對策',要求考生根據儒家理論,闡述對試題中提出的關於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學術等重大問題的看法及應對之策,實際上是對考生未來出仕以後的執政理念與執政能力進行考核。

从唐元士人境遇看张生形象的转型——《莺莺传》与《西厢记》之比较研究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张生形象有一个明显的转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人生追求的侧重点由功名仕途转为爱情婚姻;二、在爱情中由主动者变为被动者。导致这种转型的原因主要与唐元两代士人迥然不同的生存境遇密切相关,就元代士人而言,他们无论在科举仕途上还是在爱情婚姻上都举步维艰。

元初士人的“时隐”意识和殉“道”精神

【正】就群体而言,元初士人阶层的隐逸意识的膨大同其地位的失落几乎是同步的。 士阶层中隐逸意识的浓淡荣枯,都能反馈或折射出时代的气息、社会各方位各层面的风貌,一切以士阶层的心轴拔转。自孔、孟规定了“仕”隐”进”退”几乎成了士人凝固性的思维格局和程式化的蠕动规律。 夷狄首次主宰中原的元代社会,无疑具有独特的个性风范,士阶层的隐逸意识的产生和强化无疑有着异于其它历史阶段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

满腹相思何处说——论元代元宵散曲

元宵是我国民间年节习俗中一个充满喜庆的节日,《开元天宝遗事》、《东京梦华录》及唐诗宋词中记载了大量的元宵热闹场面。《全元散曲》收录了10首元宵散曲,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继承了前代习俗,“九陌连灯影,千门共月华”。另一种元宵散曲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的忧患心理,团圆忧离别。这与元代士人地位之低贱有密切的关系;此类元宵散曲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元代唐兀后裔与高丽人交往探论

西夏与高丽,同为当时中华帝国的藩属国,一位于华夏之西北,一位于华夏之东北,地理不相接壤,文化也鲜交流。蒙元席卷欧亚大陆,基本囊括中华故地本部及其藩属,东亚大归于一统,使得原西夏和高丽人员得以突破地理限制,彼此可以进行交流交往甚至通婚,是东亚士人交游圈的一大奇观。值得注意的是,西夏被蒙古灭国甚早,后裔大多改从汉名或蒙古名,使得这段史实隐晦不彰,从元代唐兀后裔与高丽人的交游往来及婚姻方面的史料入手,钩沉并展现了这段东亚历史士人圈鲜为人知交往的史实。

探寻:中国士人的心路历程

一、释义:能“任事”者为士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所谓的“士农工商”四民。作为一个职业阶层,“士民”应该是最晚出现的,但它却后来居上,竟位于“四民”之首,这种“历史的颠倒”,其最初直接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士”为贵族,而“农工商”则为平民或奴隶。

“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对有关“苏轼贬黄州”的几本元杂剧的分析与思考

元杂剧《苏子瞻风雪贬黄州》、《苏子瞻醉写赤壁赋》和《花间四友东坡梦》等的内在精神旨意是一致的 ,即都是借“苏轼贬黄州”之故实进行生发 。

贯云石交游新考——兼论贯云石与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关系

贯云石交游的文人包括色目人廉恒,汉民族文人刘敏中、尚野、薛公谅、蒲道源、陆厚、黄一清、夏椿、姚复、祝蕃,僧人释道惠、释宗具,道士王炼师、李道人,歌妓曹绣莲等。他们一同游赏赋诗、同题集咏、书画鉴赏、切磋诗艺,学习理学与文学,谈佛论道,构成元代特有的多族士人圈,成为中华文学的重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