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戏曲中的屠夫书写

我国现存七部涉及屠夫形象的元代戏曲,从性格、品质、思想三个方面呈现了元代市井屠夫的真实面貌。相较于前代,元代文人在刻画“屠夫”一类人物形象时,不仅展现出去传奇化而近世俗化的新特点,还摆脱了杀生有罪观,注重表现屠夫的正面品质。同时,元代戏曲中的屠夫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人的精神世界,即他们对儒家政治理想的坚守和对道家超脱世俗的向往。元代戏曲中的屠夫书写为人们了解元代社会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材料。

新媒体时代元代戏曲的传播策略研究

新媒体的兴起为传统戏曲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平台。元代戏曲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艺术形式,在新媒体传播下,其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扩大。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整理和分析,深入探讨元代戏曲的历史背景、传播方式和影响等。其次,采用实证研究法,通过数字化技术对元代戏曲进行研究和分析,包括对元曲文本、演出和音乐的数字化处理和分析。研究发现,元代是中国戏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元曲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极大发展和广泛流传。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元曲文本、演出和音乐得到了数字化处理和保存,使得元曲研究日益深入和广泛。新媒体还为元代戏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学者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和整理元代戏曲的文献资料。此外,新媒体为学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可以互相学习和促进,实现全国多剧种共同繁荣的盛景。

“载道”与“覆道”两极的展现——儒家仕隐观政治文化对元代戏曲的影响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总是要反映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而且这种政治文化的反映具有自身的能动性,是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元代是蒙古民族统治时期,中原文明遭到了破坏,汉族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也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同时也为元代戏曲的载道与覆道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儒家“中和”文化对元代戏曲的影响

儒家思想中的"中和"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思想影响深刻。元代汉族士子,尽管在仕途上不如意,却在文学创作上处于领军地位。他们创作的元代戏曲,在戏曲情感模式、艺术技巧、风格特征等方面深受儒家"中和"文化的影响,并遵循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原则,使某一情感、艺术方法或风格特征不过分外露,从而达到"和顺积中"的理想效果。

元代戏曲南北交融成因新论

蒙元灭南宋打破了南北分立局面,为南北戏曲交融创造了条件。北方文化随大量南迁北人传播到南方,大运河改道带来了交通便利,印刷技术进步产生了大量精美戏曲唱本,元代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民族认同感增强,这些因素对南北方戏曲交融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戏曲融合进程由此开启,元代戏曲繁荣的时代到来了。

元代理学影响元代戏曲批评论略

元代戏曲批评中"教化"观念的初露端倪,与元代理学对"纲常伦理"的一贯强调不无关系;然而,元代儒家士夫文人,包括有的理学之士,也为优伶赠诗作曲、树碑立传,心目中优伶地位明显提高,对于促进戏曲及其批评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元代戏曲中的民间说唱遗存及其艺术功能

元代戏曲的生成颇得力于民间说唱的孕育,其剧本中蕴含丰富的民间说唱元素。考察民间说唱在元代戏曲中的运用,不难发现其艺术功用至少有五:一是描绘艺人说唱,展现市井风情;二是生发故事情节,助推剧情发展;三是烘托环境氛围,抒写人物情思;四是调剂戏剧剧情,制造谐谑效果;五是概括剧情大意,彰显创作主旨。另外,元代戏曲对民间说唱的艺术再现,对于研究宋元时期民间说唱的伎艺形态与演出情况等也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元代戏曲中的科举因素体现

元代所提出的"以曲取士"这一说法能够从两个视角对其进行理解,即国家视角与民间视角。为此,本文将针对元代戏曲中的科举因素体现进行分析与探讨,为我国学术人员对元代戏曲研究工作以及科举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论元代戏曲中的政治伦理观念

元代戏曲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伦理观念与正统道德规范大异其趣。在表现君臣关系的戏曲中,作者主要采用忠奸对立的模式,让君王以恶的形象直接出现在舞台上,从而对"君为臣纲"的正统伦理观念进行严峻的批驳;同时又以善恶交织的方式,用巨大的人生悲剧表明忠君与孝亲的根本对立,证明了君臣伦理的冷酷本质。元代戏曲基于平民立场的政治伦理观念,凸显了其鲜明的俗文学品格。

娼优与元代戏曲文化

中国戏曲文化历来与娼优有着密切关系,元代尤其如此.元人所著《青楼集》就是传述“青楼歌舞之妓”的“艳史”的(朱经《青楼集序》),记述了元代几个大城市的一百多位妓女的生活片段,成为我们研究元代戏曲文化的珍贵资料.

漫谈元代戏曲中的邮驿

邮驿是古时供应递送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暂住、换马的场所,它和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和元代戏曲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元代戏曲反映了元代邮驿的种类、建制、功能以及驿吏的生活等种种状况。反过来驿站对于元代戏曲创作,特别是情节的开展、矛盾冲突的激化、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试论元代戏曲中人物形象的“重女轻男”现象

元代的戏曲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它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女性形象尤其出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涉及面极广,她们所闪耀的光辉甚至掩盖了剧本中男性角色,是文学上的"重女轻男"。了解元代戏曲中的这一特殊现象背后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对欣赏元代戏曲及相关作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理想和现实:两种审美视角的交融与渐离——以元代戏曲中的妓女形象为个案

受特定生活环境以及剧作家审美视角的限制,元代以妓女生活为主要反映对象的戏曲作品,表现出切近现实,渐离理想和切近理想,渐离现实的两种美学特质。前者以《小孙屠》、《酷寒亭》等剧为代表;后者以《救风尘》、《青衫泪》、《扬州梦》等剧为代表。这两类剧作不仅没有本质的区别,相反,它们还在审美视角的择取上,表现出绝对交融和相对渐离的统一性。

元代戏曲与明清戏曲音乐之间的关系

戏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综合性舞台艺术。而戏曲音乐是这一综合艺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戏曲在宋元时期已经形成,到明清时期形成发展高峰。所以,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是我国戏曲音乐发展史上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即对这两个历史时期我国戏曲音乐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

从《西厢记》的结构看元代戏曲的叙事策略

元代戏曲在叙事文学发展进程中有着独特的策略。以"才子佳人"为叙事主体的经典结构为骨架;叙事技巧丰富多样,注重心理描写和舞台效果伴有雅俗结合的语言艺术,铸成元代"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西厢记》用全知视角展开叙事,摆脱一人主唱的传统;使叙事效果既满足文人的审美要求又迎合市民大众的生活需求,在"破"与"立"中铸就经典。《西厢记》作为元代戏曲发展巅峰的代表之作,自然符合上一叙事策略,且其结构有自身的独特性和深远的影响性,对元代以后的明清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山东元代戏曲作家作品论——以《李逵负荆》和《双献功》为例

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上,“元曲”（“元杂剧”与“散曲”）写下了极为灿烂的一页,堪与“唐诗”、“宋词”、“明清传奇”相媲美。就杂剧明公而言,除享誉后世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外,尚有以“西厢记天下夺魁”的王实甫,与关汉卿莫逆情深、以《潇湘夜雨》明传后世、绰号杨补丁的杂剧明公杨显之,以《赵氏孤儿》杂剧明传后世的纪君祥,以及以黑旋风杂剧传世的两位山东籍杂剧作家康进之与高文秀。

元代戏曲中的时序错乱

元代戏曲向以题材宏富、情节生动、词藻本色出名,但在阅读中却常常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时间、次序上的颠倒和错乱,就我所发现的,有这样几类: 职衔上的错乱:主要是把以后朝代的官员职衔提到前朝来用。如《琵琶记》、《西厢记》中的蔡伯喈、张君瑞都中了状元,状元宋代才有。

元代戏曲繁盛原因的思考

元曲繁盛原因的研究是个老课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意见:或以为经济生产的条件、作家的社会地位,统治阶级对文人放松控制,封建传统观念的松动,造成元曲的繁荣;或以为蒙古贵族的入侵,带来新文化与新思想的因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状况,造成了元曲的繁荣。两种见解,从各自不同的思维层次和不同的思维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元曲兴盛的原因。笔者认为:一代文学的繁盛,应该是各种合力的结果。如果我们忽视文学艺术发展的独立性,就会在文学研究中形成一条简单化的公式。须知“国家是无法成功的创立一种既符合意识形态上要求,又不失为一种伟大艺术的文学。”社会条件对文学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元代戏曲中女性婚龄及明人改动考释

现存元代戏曲普遍将适婚女子的年龄定为“一十八岁”,受情节影响提前或延后婚嫁的女性,其婚龄围绕18岁上下浮动。明人在整理元代戏曲时,为完善剧中情节或丰富人物形象,往往从自我意识出发,改动原作中的女性婚龄。“及笄”“二八”本是明人塑造女性角色时的惯用套语,却被窜入元代戏曲中,这类套语仅表示女子正处佳龄,并非年龄的确指。元代戏曲中的女性婚龄变化,反映出元明两代戏曲的婚龄观念变迁。学者在探究相关戏曲问题时,应注意不同时期不同文体间婚龄观念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