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史研究再审视

由于某些观念的影响,元代文学的历史被严重遮蔽了,文学史家呈现给读者的是一部残缺的元代文学史,且各部分间相互割裂,各自叙述,互不关联。元代文化本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元代文人观察认识问题视角多元化,元代作家观念意识多样化,元代文学内容和观点纷繁复杂。元代文学地有南北,人有华夷,体分雅俗,内容、体式、风格有诸多差异,但都是中国元代同一时空中的文学创作,具有一体性。我们应祛除遮蔽,在多民族共有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书写完整的、通观性的元代文学史。

论程千帆著、吴志达修订的《元代文学史》

国学大师程千帆先生撰于1957年、著名文学史家吴志达先生修订于2011-2012年的《元代文学史》,前后跨越半个多世纪,是两代学人的精神结晶。程先生为人正直而富于才情,吴先生为人厚道而精于史论,他们的灵魂与精神,才情与博学,珠联璧合,共同造就的《元代文学史》在许多方面都创造了文学史研究上的亮点,必将在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运说”:《四库全书总目》元代文学史的建构

《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秉持“世运说”,强调文运与世运的正相关性。这一观点的本质是政治本位论,即文学依附于政治。四库馆臣依此观念构建了元代文学史,该文学史横向以文弊循环为线索,形成“革弊—极盛—流弊”的特征脉络;纵向则以世运变迁为线索,形成“初世—盛世—末世”的时间脉络。二脉络交会叠合,充分诠释了《总目》“世运说”于元代文学史构建的自恰性。然《总目》构建的元代文学史不无局限性,其局限性突出体现在元末文学上。元末文学生成的主要土壤是社会文化和城市经济等,而非集权政治,故其所呈现出的与政治的关系相对较为疏离。抒情文学与载道文学本为两条并行不悖的平行线,若以抒情文学的标准去框定载道文学,或以载道文学的标准去苛责抒情文学,都不过是胶柱鼓瑟,不免破坏、遮蔽或隐藏事物本身潜在的特质与价值。

元史研究及其对元代文学史研究的启示——以萧启庆的系列成果为切入点

由于白话文学史观、进化文学史观、阶级史观的影响,元代文学研究界重视戏曲而忽视诗文、对元代文学创作主体的认识与评价较为片面,进而影响了元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式。以萧启庆教授为代表的元史研究揭示了元代政权的双重性质以及族群之间的社会文化互动,对于元代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元代文学研究需要重新思考元代作家——士人的生存状态,关注元代文学所反映的族群互动、文化认同现象以及元王朝的武力征服与文倡于下的文化背景。元史研究是元代文学研究的基石,研究者需要突破传统思维定式的制约,深入了解元代士人的生存境遇,从而揭示元代文学复杂而多元的面貌。

元杂剧《汉宫秋》、《梧桐雨》异同赏析

《汉宫秋》和《梧桐雨》同是元代成就较高的戏剧作品,马致远和白朴两位元杂剧作家,在元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也早已是世所公认的。《汉宫秋》、《梧桐雨》的产生,不但是戏曲这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发展成熟的表现,而且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伟大革命的反映。它们标志着宋以后。

2016年全国元代文学研讨会综述

2016年7月29日至8月1日,全国元代文学研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举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近70所高校的百余名学者参加会议,提交学术论文80余篇。会议由元代文学学会(筹)主办,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阴山文化研究中心承办。这是元代文学学会(筹)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三次学术会议。

试论元散曲的现实主义精神

散曲是继词以后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独具一格的一种抒情诗,它和诗词一样,“原是民间物”(鲁迅语),后来在元代文学史上,夺得了盟主的地位,成为当时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诗体。在元代九十多年间,涌现了大批作家和作品。《全元散曲》收录了二百一十二人(不包括无名氏)小令三千八百五十三首,套数四百五十七套(残曲在外),这比起四万八千多首唐诗、二万多首宋词来说,是为数不多的;但就元代仅有九十多年来说,却也不失一代文宗之誉。

运河杂碎(五)

泗水坊上午在杭州,由一位朋友陪了去找施水坊桥,是偶然获得的一个线索。在近年文章里,我多次写到一个叫郭畀的元代文人在杭州的跑官经历,作者自述当初的寓居地点,为杭城施水坊桥东剃头匠沈六郎所开的家庭旅馆。那次活动后来虽因失败告终,但他留下的近万字的《客杭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