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白话碑文中方位词的格标记作用

元代白话碑文是一种镌刻在碑石上的白话文牍，多为元代统治者颁发给寺院道观的各类旨书，语言上具有鲜明的直译体特征。白话碑文中蒙汉混合的语言现象，是元代北方阿尔泰语同汉语发生语言接触的直接、生动的体现。本文主要利用笔者在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基础上增补、校订的《元代白话碑文集录校注》（初稿）所收118篇白话碑文材料，通过白话碑文与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语原文（拉丁转写）的比较对照，考察了白话汉译中方位词“里”、“内”、“根底”、“根前”、"上"、"上头"、"行"、"处"（一处）等与中古蒙古语静词的领格、宾格、与-位格、工具格、离格、共同格等附加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确定了白话译文中方位词所表示的"特殊"语法意义；并结合《蒙古秘史》的汉字旁译、总译，指出在《元典章》、《通制条格》、《孝经直解》等其他直译体文献，及《老乞大》、《朴通事》、《正统临戎录》等材料中汉语方位词标记蒙古语静词格附加成分的功能，进而解释直译体文献以汉语方位词对译蒙古语格附加成分的主要原因：1. 汉语方位词的后置性特征与蒙古语静词的变格成分相一致。2. 宋元时期汉语方位词意义、功能虚化，与蒙古语静词的变格成分有相通之处。最后推测，金元明初汉语文献里"

元代白话碑文中词尾“每”的特殊用法

本文利用元代白话碑文的蒙汉对译材料及《蒙古秘史》的旁译,讨论白话碑文及《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元代直译体文献中所见复数词尾“每”的特殊用法。指出:中古蒙古语里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形动词等均有数的变化,与元代汉语差别甚大。白话译文在翻译蒙古语原文时,基本遵循了汉语固有的习惯表达:除指人的名词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用词尾“每”来对译外,其他词类的复数形式一般并不译出。但由于母语的干扰,蒙古翻译者们仍然把一些蒙式的表达带到汉语译文中,使得直译体文献中出现一些有悖汉语习惯的词尾“每”的特殊用法。这些特殊用法有的已经渗透到元代汉语里。

论“元代白话”与蒙元硬译体

蒙元硬译体是将蒙汉两种语言及语法夹杂到一起的特殊翻译体例,学术界通称为“元代白话”,或是“直译体”。但这些通称其实并不妥当,因为:该文体里的汉语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话,也不是元代白话语言的变体;该文体出现于元朝前,所以称为“元代白话”在时间上并不十分妥当;而且“硬译”与“直译”是不同的翻译方法,称为“直译体”是把“直译”与“硬译”混同了。笔者从以上三方面分析了该种文体的不同称谓及其不当之处,认为将该文体称之为“蒙元硬译体”更加确切。

见于鄂尔多斯方言中的元代白话碑语词

元代白话碑可以看作是研究元代汉语的同时资料,有重要的语料价值。元代是汉语和蒙古语大规模接触的时代,历史上发生过接触的语言,一定会留下痕迹,有的表现在语法方面,有的表现在语音层面,有的表现在词汇方面。就词汇方面而言,除了借词之外,还可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发现其踪迹。对保留在内蒙古西部方言中的元代白话碑语词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管窥曾经发生过的语言接触。

蒙古语与汉语接触过程中的“有”的消长——元代白话句末“有”字谈起

本文从"有"的语法功能和表义特点出发,对元代白话文句末"有"和青海汉话句末"有"进行比较分析,认为青海汉话句末的"有",是蒙古语对于元代汉语影响在青海汉话中的"存在"。这一语言现象正好说明了"方言存古"的道理。

《元代白话碑》同义连用探析

《元代白话碑》同义连用从词性看,既有实词型同义连用,又有虚词型同义连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同义连用的词性与同义连用中构成语素的词性存在不一致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动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副词=形容词;从音节看,有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甚至出现了六音节的情况;从节奏看,有1+1式、2+1式、1+2式、1+1+2式、2+1+1式、1+1+1式、1+1+4式。从语义看,有本义同引申义连用、本义同假借义连用、引申义同假借义连用、假借义同假借义连用、引申义同引申义连用、连用的一方为通假字、连用的双方为通假字等形式。从句法看,同义连用可以做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从词序来看,有些同义连用组成部分的前后词序可以颠倒,其原因主要与两语素的声调或声母的发音舌位有关。

元代白话碑文中助词的特殊用法

本文利用元代白话碑文蒙汉对译材料及明初《蒙古秘史》、《华夷译语》译文,对白话碑文等元代直译体文献中助词"者"、"有"、"了"、"来"、"着"、"呵"、"的"对应中古蒙古语动词式、时、体等附加成分的特殊用法加以揭示。指出由于蒙式汉语的影响,有些特殊用法已经渗透到元代北方汉语里。

接触语言学视角下的元代白话

在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元代白话"呈现出一种由语言接触而引起的独特面貌。以"纯汉语"、"蒙式汉语"和"汉儿言语"为口语基础写作的白话文献,是研究元代语言、文化及历史的重要材料。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接触语言学的角度对元代白话系统的组成、元代白话文献的性质和分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以便于廓清元代白话系统真实而独特的面貌。

浅谈元代白话碑中的帝王名异译

元代白话碑人名译名很不统一,就连皇帝名字和称号的翻译,也很紊乱,并无定名。整理元碑中同名异译的帝王名,分析这些同名异译产生的原因,以期为音韵学、民族翻译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冯承钧对中国海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贡献

今年4月20日是著名的中国海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专家、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和本刊顾问郑鹤声先生逝世五周年,本刊发表郑先生在1986年撰写的《冯承钧对中国海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贡献》一文,表示对郑先生的深切怀念和崇高的敬意,感谢郑先生的哲嗣郑一钧先生为本刊提供郑先生的遗稿.

“上”、“上头”为什么有了表原因、理由的用法

(一)前言在中古汉语里,特别是从元代到明代,在和蒙古语关系密切的资料中,方位词“上“上头”,由于受蒙古语的干扰、影响,开始有了表原因、理由的意义,这在以前的汉语里是从未见过的。“上”常常置于本来就表示原因、理由的“所以”、“因此”之后。如: 1.正为你这股有见识了,所以上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妒害你。

《金瓶梅》的同形动补结构

本文以《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基础,并参阅若干同时代的白话小说,①上推《元朝秘史》,下用现代方言印证,讨论了一种尚未被注意到的语言现象:同形动补结构。得出以下结论,1、同形动补结构在元代已有之;2、到了明代,该结构的后一重叠成分已经虚化,逐渐演变为表示完成貌的形式;3、明未清初,该结构已趋消失,但在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在现代部分方言中,还可看到其遗留形式;4、该结构的后一重叠成分消失是受其语音弱化的影响。

近代汉语中的同义词

近代汉语是指唐宋以后,“五四”以前的汉语。这一段时间,书面上用文言写的作品是先秦文言的继续,属于古汉语范围;另外那些比较接近口语,反映当时语言实际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近代汉语作品,是我们研究近代汉语的依据。如唐代敦煌变文,宋元话本、语录,金元杂剧和明清小说,等等。

《嘉祐禅寺元代圣旨碑》释读

《文物天地》编辑部的同志送来拟刊用的《嘉祐禅寺元代圣旨碑》拓片,命我解读。初想,蒙古学和元史非我所长,难于从命。继而粗读拓片之后,觉得这是一篇颇有研究价值的文物资料,因而不揣谫陋,勉为所难,续貂于后,以就正于方家。

論“直譯”的真正目的——以蒙漢、滿漢對譯文獻爲例

本文在分析元代白話碑、明代《蒙古秘史》和清代滿語教材中'直譯'和'意譯'現象的基礎上,探討元、明、清三代所採用的'直譯'這一翻譯方法的真正目的。這三種文獻都清楚地表明,'直譯'並非是到達'意譯'前的過渡階段,'直譯'具有直譯自身的目的,即它能反映出原文(蒙文或滿文)的優越性。唯有這樣解釋,似乎纔能使我們理解'直譯'未被淘汰並仍保持其生命力的原因。

崇圣寺《猪儿年碑》

主编按:刘傅森先生文中说"‘猪儿碑’无着"。其实,此碑在碑文录中早有记载,现请施立卓先生略作介绍。大理崇圣寺有一块元碑,名叫《大崇圣碑铭并序》。这块碑由第五代大理总管段隆于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