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儒民族思想研究

元儒民族思想充满了曲折与纷争,既包含着南北方儒学家的地域差异,又有着汉族与少数民族儒学家的民族区别。他们总在夷夏、忠君、行道等观念之间进行艰难的抉择,而无论哪种选择都将为元儒的民族思想打上由民族冲突而导致的裂痕。

元儒张起岩生平述略

张起岩(1285-1354年),字梦臣,山东章丘人。元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延祐复科首位状元。仕宦40余年,为官廉正,敢于打击豪强,为民除害,历任侍御史、燕南廉访使、监察御史、翰林承旨等职务,政绩显然。张起岩学识渊博,在史学、文学方面也有重要贡献,其修《宁宗实录》《明宗实录》《文宗实录》,后任辽、宋、金三史总裁官。张起岩自幼研习书法,尤其擅长篆书和隶书。著有《华峰漫稿》《华峰类稿》《金陵集》等作品集,今多数已散佚不存。张起岩家世显赫,交游皆为上层儒士,研究张起岩的生平及交际,有助于详细掌握张起岩价值取向和思想动态,展现其与社会的丰富关联和互动,还原元代儒士的真实风貌。

《元儒草堂诗余》的词史价值

《元儒草堂诗余》之所以会被贴上遗民与地域性词选的标签,是因为清代浙西词人的流派与尊体意识,使《元儒草堂诗余》中词人与词作的多样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元儒草堂诗余》的价值正是在清代被发掘的。

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廉《春秋诸传会通》之华夷观

《春秋诸传会通》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中心,兼采三传与宋儒成说。对于《春秋》中的华夷问题,一方面继承先代尤其是宋儒特为强调的"攘夷大义",对于引文中多数较为激进的词句及诠经思路并无避讳;另一方面,又对胡《传》中一些过于不合时宜的词句进行了删修,减少其"以经淑世"的色彩。从中体现出的是元人治《春秋》过程中对于华夷问题的一种特殊学术心态。

元朝前中期族群政治与南北儒士道统争议析论

元朝前中期政治中来自不同民族和文化习俗背景的官僚群体,除了因族群文化差异导致的汉族官员与蒙古、色目族官僚之间的冲突外,汉族士人内部也有巨大差异:因为经历了'北宋—南宋—元朝'和'北宋—金朝—元朝'两条不同的历史路线,南北儒士在文化道统传承追认方面存在明显分歧。南宋末士人对朝廷内部党争有自觉认识,《元史》虞集和元明善本传中的冲突叙事,表明二人作为南北士人代表的'竞争合作'微妙关系,从中亦可见南北士人的文化认;同差异;南士文化领袖赵孟頫被迫离开大都外任江浙,在南方文人圈寻求认同也是这种争斗的结果;而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的编纂,则是北方儒士整合自身政治文化资源的尝试,该书收录名臣不局限于汉族,但能入选者皆为北方人士,系当时政治力量对比的现实反映。苏天爵以北方将相名士为主导建立'国朝名臣'谱系,既是对许衡之后北方政治世侯家族与学术文人联姻势力的自觉彰显,也是对南方士人以朱子学理'正统'自居的高扬姿态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