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诗笔”“史才”与元和士风之骏发

阳城在贞元时期引领一时之士风。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俱有诗文称颂阳城之德行,他们初入宦途,锐气逼人,故而追求气节,以志洁行芳的理想化追求而尽职尽责。在他们记忆中,存有阳城事迹之印象,元和之际诉诸史笔、诗笔之下,发于议论,阳城便成为活生生的可追慕并标榜的对象。韩愈以史官身份在唐宋思想转型过程中抉发经典,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诉史官之难,多是富于个人化的谦辞及"不平之鸣",柳宗元则以秉笔直言的史德标准批评其不该有恐惧之念。处于贬谪困境的元稹、柳宗元以直正之史笔记录士人行迹,欲树立一代之典范,以著述传播而力求载入史家之实录,将自己之理想寄托于史官韩愈的身上。他们的文章后被宋祁采摭入《新唐书》相应人物的传记,成为史家资料的重要来源,史家的实录价值亦已实现。

论元和士风与白居易闲适诗中的隐逸情怀

元和年间,尤其是元和六年后,士林间弥漫着一股既想超脱又不愿放弃世俗物质享受,既想追名逐利又企图向内心寻找心性自由的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隐逸风气。受此影响,白居易创作了大量具有隐逸情怀的闲适诗,这些闲适诗不同于白居易的其他三类诗歌,它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白居易探寻其世俗化、心性化"中隐"之路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