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姓纂》趙氏“天水西縣”世系正補

《元和姓纂》卷七趙氏“天水西縣”一望下曰:“芬兄士亮案上有脱文生方改海唐職方郎中太僕少卿生本道本質道生思謙琮珽琮晉陽令珽義王之友生懋伯河南尹懋伯生素肇本質泗州刺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岑仲勉就“生方改海”一句作校記云:“此爲三人抑兩人歟?如是兩人,則方改、海乎,抑方、改海乎?無所質證,難以斷讀。”又提示有新出《趙本質墓誌》《趙本質妻温氏墓誌》,只因拓本未見而無法利用(《元和姓纂(附四校記)》,中華書局,1994年,第1002頁)。

《元和姓纂》所载韦泰真家族世系新考

韦泰真,唐高宗咸亨元年为通事舍人,出自京兆韦氏东眷“阆公房”。《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载其家族世系,而两书记载多有不同。罗振玉、岑仲勉、陶敏、赵超等学者都对韦泰真家族世系进行过考证,但并未完全解决问题。依据近年来不断出土的该家族成员墓志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可考证《元和姓纂》所载世系基本符合现实,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录世系则存在错位的情况。

韦氏墓志校补《元和姓纂》几则——兼与张蕴先生商榷

根据对已出土和整理出版的郿城公房本房支部分成员墓志的研究,考以正史,可以发现郿城公房房祖韦范与阆公房成员韦范为不同的两个人、岳子和景骏应为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韦聿和韦皋的父亲为韦贲等史实,并可据以对《元和姓纂.郿城公房》作进一步的校补。

长安高阳原出土唐班繇及妻李氏墓志探考——对《元和姓纂》中“扶风平陵班氏”的几点补正

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办配合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基建考古中,发掘出土《班繇墓志》一方,并采集到唐大和五年《班繇妻李氏墓志》一方。两方墓志内容表明班繇系班宏第五子,不仅对研究班宏之子嗣、联姻及其家族葬地多有帮助,而且为解读《元和姓纂》中有关扶风平陵班氏和班宏子嗣的记载提供了新的资料。

《元和姓纂》“廣陵奚氏”條勘正

《元和姓纂》卷三“奚氏”條:“【廣陵】奚涓之後。唐滁州刺史奚凌澤,生千柏。柏生陟,吏部侍郎。”(《元和姓幕(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321-322)。

《元和姓纂》所载隋唐淳于氏世系补考——以墓志资料为中心

淳于氏是齐鲁地区大姓,但隋唐史书中记载不多。《元和姓纂》卷三“淳于氏”条的记载多有缺漏,对活跃在隋唐时期的淳于氏家族人物、世系的记载不完整。通过现存墓志可以对相关内容进行勘补:在“济北淳于氏”条下补入淳于难父淳于朗,并整体补入先迁入江南,后转入四川地区的淳于量家族;除“济北淳于氏”之外,还补入活跃于河南地区的“北海淳于氏”家族。通过补证,可以发现淳于氏家族在唐代具有地方势力与前朝旧臣的双重属性,这使其在入唐之后受到打击并逐步衰落。

《元和姓纂》所叙拓跋昭成帝及其子孙史事释证

文章就《元和姓纂》所叙拓跋昭成帝及其子孙史事,基于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记》等成果发其义蕴,明其史源,以见唐人眼中北魏开国前后史事与《魏书》等处所载的诸多不同。而围绕于此的考察,自须再思昭成帝在拓跋早期诸帝及代国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同时梳理北魏以来相关记载和传说形成、演变的种种问题。

《元和姓纂》杜氏郡望史料刍议

林宝<元和姓纂>(以下简称<姓纂>),是目前存世的惟一以姓、望、房三级结构条贯姓氏、家族以及人物的唐代官修谱牒.晚近以来,敦煌文书谱牒资料如国家图书馆藏位字79号氏族谱残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等相继发现,为唐代谱牒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但这类文献只记载了当时'姓望'在各个地区的分布和排序,没有涉及'姓望'之下的房支和人物,与<姓纂>的形式、内容都迥然有别,因而无法取代后者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过<姓纂>'至宋已颇散佚',至清更是'绝无善本,仅存七八'①.

京兆韦氏“逍遥公房”韦瓘一支世系研究述评及新考订

京兆韦氏“逍遥公房”韦瓘一支世系,在《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两书中的记载差异较大,且前人早有措意。在系统搜集、梳理韦瓘一支世系相关考证的基础上,利用出土韦瓘一支相关人物中古墓志9种,传世碑志3种,重新梳理该支世系。可知《元和姓纂》所载韦瓘一支世系较为准确,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载世系讹误较多。《新表》原载韦瓘一支7代19人之世系,可增入14人,移正数人,较为全面地恢复了韦瓘一支世系的真实面目。

中古寿春皇甫氏世系考订——以唐代墓志为中心

大约南北朝时期,汉魏间著望安定皇甫氏南迁,先至襄阳,再徙寿春,中古后期已有寿春皇甫氏之称。现存辑本《元和姓纂》中保留有寿春皇甫氏家族世系记录。此外,因唐宪宗时期宰相皇甫镈出自该支,世系得以收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自清代开始,不断有学者发现文献记载中的矛盾,进而关注该支皇甫氏的世系,或依靠传世文献,或利用新出碑志。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整理寿春皇甫氏人物墓志,可以梳理家族世系,考辩人物关系。

陈垣与岑仲勉——以两人来往书信为中心

本文分三部分:一是陈垣与岑仲勉学术交谊述略;二是分析陈垣对岑仲勉著《元和姓纂四校记》的作用;三是有益的启示,陈、岑的交谊是淡薄名利的君子之交,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唐代武氏世系史料源流关系辨析

唐代武氏家族世系主要见于《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与《古今姓氏书辩证》,其记载有同有异。岑仲勉先生以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主要史源为《元和姓纂》,但研读武华以前世系,有充分理据可证其间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而当各有史料来源,其记载可互为补充。《古今姓氏书辩证》则抄撮《元和姓纂》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而成,且以前者为其主要的史料来源。

唐代韦氏小逍遥公房世系考补三则

韦氏是唐代名门望族,其家族对唐代的政治与文学有较大的影响。正史中有许多关于韦氏的记载,但也存在一些错漏。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底本,校以《元和姓纂》及出土墓志,并综合其他史料,对唐代韦氏小逍遥公房相关记载的差异缺漏作出考补,以期为修订《新唐书》、推进韦氏家族研究以及唐代历史研究提供一些新的佐证。

中古嶺南沿海甯氏家族淵源及其夷夏身份認同——以隋唐欽州甯氏碑刻爲中心的考察

廣西欽州扼守在北部灣北部海陸交通要衝,自秦朝開闢南越以來,其地理位置就一直非常重要(1)。從南朝中期至唐朝前期,欽州甯氏家族在今廣東西南部和廣西南部廣大地區稱雄長達二百多年之久,是嶺南最著名的溪洞豪族之一。然而,由於欽州地處'夷獠雜居'的炎徼蠻荒之地,正史等資料對甯氏家族僅有十分簡略的記載。清道光六年(1826)和1920年,欽州相繼出土了隋《寜越郡欽江縣正議大夫之碑》

中古彭城劉氏的譜系建構

作爲有着深厚積澱的中古士族研究,在歷經若干年的沉寂之後,近有漸趨興旺的迹象。(1)隨着研究思路的重審,學界逐漸開始突破傳統的研究範式,對士族的郡望譜系展開研究。在新出土墓誌等石刻材料刺激之下,學人結合史傳,將中古士族譜系構建背後紛繁複雜的政治動因和社會背景揭示出來,以此作爲洞察中古士族社會的歷史窗口。

孙武世系考辨

《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唐宋人著述中有关孙武世系的记述基本正确:陈(田)完—田稚孟夷—田湣孟庄—田文子须无—田桓子无宇—孙书(齐景公赐姓)—孙凭—孙武,正确理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关于孙书的表述是解决孙武世系中存在问题的关键所在,孙书被齐景公“赐姓封采”是乐安孙氏的得姓之源。

敦煌残卷(北图位字79号)的性质及在孙子故里考证中的史料价值

敦煌残卷不是《氏族志》,不是《姓氏录》,不是否定孙子故里“惠民说”的铁证,它是当时关于“氏族郡望”的常识性、普及性抄件,它以原始史料的形式,证明了孙子故里“惠民说”的合理性、科学性,证明《元和姓纂》的编写体例是孙子故里考证“条其源系,考其郡望”的重要依据,证明《元和姓纂》的编写体例是弄清孙子故里郡望的关键所在。敦煌残卷的编撰年代应为天宝年间,更具体一点说应为天宝十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