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与日本“元寇”民族记忆的形成和异化

"元寇"最初是指忽必烈在位期间两次出兵攻打日本而引发的战争,后来在日语语境中却逐渐演化为"民族敌人""恐怖者""入侵者"的代名词,进而演变成日本人仇视蒙古人(后来泛指中国人)的民族记忆,成为早期"中国威胁论"的滥觞。本文旨在通过阐释日语语境下"元寇"概念内涵的历史变迁,分析明治维新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初步探讨原指历史事件本身的"元寇"(亦称忽必烈征日、元日战争、蒙古袭来等)如何异化为日本"元寇"民族记忆的历程,剖析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威胁论"的历史渊源。

日本军队歌曲《元寇》与甲午战争日军精神动员

元朝时忽必烈曾派大军东征日本,日本史书称之为"蒙古袭来"或"元寇"。明治以后,这一历史事件被作为凝聚和弘扬日本民族精神的上好素材广泛宣扬。甲午战争前,一首名为《元寇》的军队歌曲在日本民间自发组织的"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中产生。该歌曲以国家主义为核心思想,用"蒙元"隐喻"满清",以"国难"激发士气,并通过鼓吹武士道和国家神道对士兵进行洗脑。其歌词体现了对民族主义史学家赖山阳汉诗《蒙古来》的继承和超越,特别是代表复仇的"仇讨说"完美地充当了粉饰日本对华侵略的借口。《元寇》作为日本军歌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影响深远,是日本"元寇"题材民族主义文艺创作的先声,也是民间右翼、军乐队员、社会大众等各界积极"协力"侵略战争的重要史证。

“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与明治天皇制国家的建立

1888年1月,时任日本福冈警察署长的汤地丈雄发起了一场"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该运动以建立龟山上皇铜像为目标,宣扬"忠君爱国"精神,在当时影响广泛.从史学角度看,这是利用历史、建构记忆、树立民族主义意识和认同的运动.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发展的"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既是明治时期日本向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前进中的"目击者",也是"参与者".本文着眼"参与者"角度,考察建碑运动在日本从封建国家向近代天皇制国家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怵目惊心的日本军歌

今年元旦，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和抗议。靖国神社供奉着自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868-1945)在战争中死去的日本人的牌位，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甲级战犯的神龛，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遗老遗少和右派人物利用“国家神道”鼓吹“侵略有功。

论“蒙古袭来”叙事中武士的选择性忽视

元朝时忽必烈两次派大军东征日本,日本史称"蒙古袭来""元寇"。该事件被日本人认为是一场"未曾有的大国难",然而中世时期盛行的以武士征战为题材的军记物语中并未专门讲述。"蒙古袭来"叙事者对"神风"进行了种种文学性描绘,武士多被选择性忽视,即使出现英勇的个体也被设定为神赐子。此现象是武士在与神官僧侣的军功争夺中失利这一结果的体现,也折射出中世日本人对所谓"神风"作用的绝对化理解。

镰仓时期的蒙古人形象与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

忽必烈东征日本后不久,镰仓时期的《八幡愚童训》《一谷入道御书》等宗教文本中出现了强大而恐怖的蒙古人形象。这一方面源于日本不敌元朝的悬殊军事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也同石清水八幡宫和佛教日莲宗的传教活动密切相关,二者合力塑造出蒙古人暴虐无极的形象并将其广播日本。江户时期,“ムクリコクリ”(蒙古[人]高丽[人])和“元寇”二词勾勒出日本人复杂的对外心态,恐怖的蒙古人形象成为攘夷论者用以鼓吹强烈排外情绪的工具。明治以后,该形象又通过“国难”“护国”“国圣”“国防”“国民”之名被纳入日本国家主义话语体系,服务于近代日本的民族国家建构和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