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西晋太康元年墓出土青瓷器初探

太康元年墓是宜兴发现的规模较大的西晋早期墓葬,所出器物颇具地方特色,时代表征明显,历史信息丰富,这些青釉瓷器与宜兴龙头岕窑址出土器物标本的胎、釉、纹饰、制作工艺等特征相似,当为西晋时期该窑产品。本文详细梳理了该墓出土的贴塑凤纹双系盘口壶、青釉斜方格纹鸡首壶、武士瓷佣、女婢瓷佣、明灶、明厕等,器物本身以及其中蕴含的丰富地域特征是研究西晋时期江南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咸丰元年至三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失败及其原因

道光三十年,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应对民乱,咸丰帝于咸丰元年至三年,先后派包括李星沅、赛尚阿等七位钦差大臣在内的总兵以上四十余位官员负责督剿,但均以失败收场。本文通过还原该时期双方战事,探索这一时期清政府官员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失利的原因,以期对当时清朝的政治格局和运行状况有一个清晰认知。

明代礼乐发端——朱元璋吴元年礼乐政举及其历史意义

元末以降,面对蒙元胡俗、胡风对华夏文化的影响,文人士大夫阶层对恢复华夏礼乐的要求愈加迫切。为获取更广泛的支持,朱元璋确立革除蒙元胡俗、重建华夏礼乐文化的政治目标。吴元年,朱元璋命选乐舞生、定乐舞之制,置太常司和教坊司,制乐章声谱、正郊庙乐及朝仪用乐,开启明代的礼乐建设,成为有明一代制礼作乐的起点,是明代音乐史的开端。

从青铜器考周宣王立年及纪年元年——兼论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24年及其它

据青铜器铭文,可以判定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及吴虎鼎为周宣王时期器。以逨鼎、吴虎鼎等器为据,采有关资料,可以断定并证实宣王首立年为公元前825年,再立年为公元前824年,而纪年元年则为公元前811年。《史记》因限于材料,误平王立年数51年、幽王立年数11年及宣王立年数46年为相应各王之纪年数,故而未能在宣王年代以及共和元年上得出正确结论。

民国元年都督选任之争

辛亥革命爆发后,光复各省纷纷依据《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公推都督,建立军政府或都督府,取得事实上的自治地位。南北统一后,代表北方未光复省份的参议员主导临时参议院,援引南方各省先例,通过《中华民国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规定未独立省份督抚改称都督,并由省议会选举产生。同盟会基于制衡袁世凯形成专权的考虑,对此亦表支持。这与袁世凯中央集权外官制主张相异。各方围绕都督是由各省选举还是总统任命,激起一场论争。它的出现不仅促使袁世凯政府着力确认都督军事身份,加促军民分治政策的提出与推行,也加快了省官制的出台,并使随后方案的确定变得更加复杂。

“吕温使吐蕃不归于元和元年”考

新、旧《唐书》记吕温使吐蕃归年均误,今之学人似未注意于此,检各种版本和叔《集》,和叔之归当于贞元二十一(永贞元)年九月。

为什么清末教育机构被称作“学堂”?——民国元年学堂改学校考(一)

学堂、学校作为教育机构的名称,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但是,在清末中西文化碰撞、新旧势力交替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学堂由专指学习外国语言、西方军事技术的教育机构,演变为指称专门讲求西学的教育机构,最后成为近代新式教育机构的通称。

走进新时代:进入民国之共和元年——日记所见亲历者的心路历程

辛亥政权鼎革,由帝制进入共和时代,少数人自愿坚持或不得不继续臣子的身份,大多数社会成员则由臣民变为国民。以亲历者的见闻、言论、行事、感受、心境为视角,以其所写日记为主要依据,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日记主人们的身手耳目,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物是如何面对巨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新时代里找到立足存身之地,或力图借由时代变化而有所作为。回复史学依时叙事的原生功能,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以免概念化解读、建构历史的偏颇。

王维生于证圣元年新证

王维《与魏居士书》及《送韦大夫东京留守》诗,存有学术界尚未留意到的线索,或可据以推定其生年。据《送韦大夫东京留守》诗,知王维在乾元二年(759)不得少于65岁;王维作《与魏居士书》时"年且六十";合勘则知《与魏居士书》作年不得晚于天宝十二载(753)。《与魏居士书》中有"相国急贤"句,所谓相国即杨国忠,此文当作于国忠入相次年,即天宝十二载。天宝十二载,王维"年且六十",今以59岁推算,则其在乾元二年得65岁,与其在是年的岁数下限正合。由天宝十二载王维59岁逆推,得其生年在武后证圣元年(695)。

敦煌本《唐大历元年河西节度观察使判牒集》研究

通过对敦煌P.2942号文书的研究,并结合诸位学者的看法,可以认定该文书中记载的副帅为杨志烈,文书的作者为杨休明,成文的时间是大历元年五月至十二月间,文书应为唐大历元年河西节度观察使判牒集。本文同时也对相关学者的论点进行了补充和检讨。

清泰元年曹氏归义军入奏活动考索

此文主要根据P_3718《梁幸德邈真赞》等敦煌文书及传世史书中的相关记载,探讨了曹氏归义军清泰元年入奏活动的某些情况。其一,归纳了该使团自清泰元年七月离京西返至到达张掖之前的各主要时间节点。其二,认为回鹘人主要是因贪图沙州使团携带的财物而扣留了使人,但并未杀害梁幸德,梁的直接死因是疾病。其三,认为与三州使团一同西行的还有前来宣诏的后唐使臣,他也被回鹘滞留于甘州,故刚刚接掌归义军正面临重重困境的曹元德遂修撰P.2992v第一通书状,极力争取回鹘能放天使西来。

“五始”的时间政治建构与道义价值诠释——以公羊学“元年春,王正月”为中心

公羊家提倡改制,“元年春,王正月”寓意新王即位当更元建始,以示禀受天命、王权合法、一统于君。重新纪年,赋予其“天地之始”“岁之始”“人道之始”“政教之始”“一国之始”之义,倾注以王道正义的价值理念,传递“天下更始”“咸与维新”信息。从“天端”“王政”到“诸侯即位”“境内之治”,隐藏的是王道逻辑。《春秋》“王鲁”“据鲁”,假托鲁国为王道理想,符号意义甚大。建“文王之正”不过是作为道义之王而非实指。孔子编《春秋》,发明一套时间政治,蓄意把王道正义的主张渗透到年、月、日、季节此类时间刻度中去,注入仁义规定和礼法价值,因而使中国古代的纪元制度具有意识形态管理功能与钳制作用。时间系于君之下,王者即位则当敬授人时,以便天下民众有所适从并听命于君。而君则系于天之下,必须听命于天。君臣之间、君天之间皆有秩序要求,尊王、尊天之义尽显。以新王之正月为大,则体现王者对时间制度的决定权和领导权。

孙中山与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

孙中山早年时试图走改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提出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先革命,后教育"。民国伊始,孙中山便着手对教育等进行一系列的变革,民国元年的教育恢复和资产阶级教育改革,实质上都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完成的。孙中山先生为中国民主教育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民主教育的倡导者、领导者和重要奠基人。

王阳明龙场“臆说”两条——《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与《易》“贞”之略解

《五经臆说》是阳明先生于龙场留下的重要佚著,但无论是古本《王文成公全书》还是今本《王阳明全集》,均只见其一十三条而未见完絷。其中《春秋左传》之"元年春王正月"条与《易经》中"贞"一条,阳明对之作了疏解,充分反映了阳明"龙场悟道"之初"以经注我"并"甚觉吻合"的基本理路。

肩水金关出土《汉居摄元年历谱》缀合与考释

肩水金关遗址第23号探方出土汉简中有27枚历日简,其中9枚整简和13枚残简可缀合为由大致完整的15支简组成的《汉居摄元年历谱》。该谱虽不完整,但可窥知全貌。与以往整理公布的汉简历谱相比,该谱有其显著的体例特点和较高的研究价值。同一探方出土的另5支历日简,其中2支分属于居摄三年(公元8年)和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历谱,1支"反支"简应属于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或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历谱。

现代森林神话与救济的可能性论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

大江健三郎的《万延元年的足球》融知识、热情、梦想和野心等各种人生态度于一炉，描绘了混乱世界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万延元年的足球》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小世界相对独立的艺术世界，“一方面扎根于森林中的神话世界，另一方面又不脱离东京的现实生活”，被称为“幻想的哲学小说”

李清照《武陵春》词应作于绍兴元年考——兼说“隐性”材料的价值和利用

有关李清照去金华次数的材料仅有两则 ,一是《打马图序》所说的绍兴四年十月 ,一是《金石录后序》记载的绍兴元年春由衢赴越。人们一般根据前一则材料认为《武陵春》词作于绍兴五年 ,但后一则隐性材料提供了《武陵春》词的内容、写作情景与李清照生平遭际最相合的时间 ,根据这则隐性材料 ,我们认为《武陵春》词应作于绍兴元年。

贞观元年“十道”辖州考——《资治通鉴》校读札记

《资治通鉴》是传统史书中的名作,对后世影响深远,自古以来不少学者为其作注,其中以宋末元初胡三省注文最为流行。但胡氏注文在职官、地理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从胡三省所注的贞观元年十道具体辖州情况看,就存在着缺失、衍生州名、名称使用上的混乱、归属上的错乱、名称讹误以及错将羁縻州统计入内等情况。

宣统元年筹办海军大臣载洵巡阅海军奏折

宣统元年七月，筹办海军大臣载洵奉旨参加浙江象山军港辟港典礼，并顺道巡 阅沿海沿江各省海军事宜，是为清朝官员最后一次巡阅海军的活动。载洵所上奏折， 选自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案，客观上反映了清末海军的部分真实状况。现予刊发，供 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