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元白诗派

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元白诗派,除元、白外,还有李绅、张籍、王建等。与崇尚奇崛险怪的韩孟诗派不同,这一诗人群体,总的创作风格却是倾向平易浅近,所以又称浅切诗派,亦称通俗诗派。这派诗人继承并发展了我国自《诗经》开始到杜诗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们的创作,特别是乐府诗,有意识地学习杜甫"即事名篇"的新乐府传统,自创新题,以写时事,并形成了颇具规模、影响颇大的新乐府运动。

论中唐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贡献——元白诗派妇女题材诗歌的文化解读

选择物质文化的角度,对元白诗派妇女题材诗歌进行解读。认为从元白诗派妇女题材诗歌中能反映出中唐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贡献。即:妇女是其时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浅谈顾况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对韩孟、元白诗派的影响

顾况诗歌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对诗歌表现技巧的探索和对诗美的新的追求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谈一下顾况诗歌的艺术特色,以及他对此后韩孟、元白诗派的影响。

元白诗派与中国古典诗的“胧月传统”

“胧月”作为天生的文学语言,在中唐以前,却不被中国诗人所重视。中唐诗人元稹与白居易以“胧月”作为私密的情感符码,互相唱和,建立了古典诗“胧月书写”的传统。元白“胧月书写”的特点是与恋爱的暧昧感关系紧密、艺术风格的齐梁化和多表现诗人个体性的感伤。元白以后,中国诗人对“胧月书写”的回应寥寥,“胧月传统”反而在日本和歌中得到了发扬。

从中唐服饰风尚看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是盛唐和中唐政治经济的分水岭,也是诗歌的分水岭,中唐的诗歌展现了完全不同于盛唐诗歌的风貌,先是经历了以大历诗风为代表的过渡期,随着渴望中兴的改革观念的崛起,诗歌也寻找到了自己的新方向,出现了以怪奇为特征的韩孟诗派和以尚实为特征的元白诗派,这些诗派的产生有着这个特定时代文化土壤的影响,可以通过文化的另一个视角——服饰,在中唐出现的特色为出发点,探求另一种中唐文化的代表——中唐时期的韩孟、元白诗歌流派,所能够产生和发展壮大的文化风尚原因,能对这两个诗派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进而了解中唐的时代特色与审美情趣。

劉禹錫與元白詩派的離合

拙著《元白詩派研究》將晚年與白居易唱和的劉禹錫劃入元白詩派,曾引發異議。確實,歷來文學史對劉禹錫的定位,都是視其爲中唐元白與韓孟兩大詩派之外的優秀詩人,自具風格,别有個性。但劉禹錫晚年的詩歌創作,因爲與白居易交往唱和而有所變化,也同樣是不爭的事實,只是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視而已。二人詩風因交互影響而不免有趨同傾向,歷史上也屢有劉冠白戴的誤判,其中還包括方虚谷、王漁洋和袁隨園等赫赫有名的詩評家。本文擬在詳細排比劉禹錫與白居易交遊唱和詩基礎上,論述他們詩歌創作上的交互影響之跡,以求辨析劉禹錫與元白詩派的離合。

张祜与元白诗派的离合

综合考虑张祜与元稹、自居易的交往,和他个人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出,他与元白诗派有离有合。就交往而言,离多于合。就诗歌创作而言,尽管可自成一家,但在浮艳与讽谏之篇并存、古题乐府和新乐府颇具元白新乐府精神、诗作中不乏浅近流丽的律绝(晚年尤多)这三点上,与元白诗派的合多于离。

中唐乐府讽谕诗之价值评判与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从接受学角度对清人相关论述的一个梳理和检讨

中唐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被称为元白诗派,固然缘于他们间有着较密切的交谊,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其皆致力于乐府讽谕诗的创作。大概正是基于此一认知,历代论者涉及元白诗派时多以乐府讽谕诗为主要话题,而谈到中唐乐府诗作也很少会绕过元白诗派。考察清人对元白诗派乐府讽谕诗之接受,有两大现象值得关注:其一,除少数人对以白居易为代表的讽谕诗过于直露、缺少含蓄提出批评外,多数论者都从诗歌社会政治功用和诗人道德品格角度,给这些作品以高度称许,由此表现出一种浓郁的道德旨趣和现实关怀。

论顾况音乐诗对元白、韩孟音乐诗的影响

顾况是接续盛、中唐诗风的一位重要作家,对元白、韩孟两大诗派均产生了影响。就音乐诗的创作而言,顾诗写实、工笔描绘的一面影响了元白诗派,尚怪尚奇、浪漫不羁的一面影响了韩孟诗派。

论刘禹锡诗的艺术追求

作为崛起于中唐诗坛的一支异军,刘禹锡诗有着自身的卓异面目和独特风貌,这与诗人别具一格的艺术追求自不可分:他把“境生于象外”视为诗歌艺术美的极致,为使其诗具有“象外之境”而作了锲而不舍的努力。 唐诗发展的浪潮由盛唐泻入中唐后,出现了九曲回环、九派分流的局面。大历年间的相对低潮过去之后,贞元、元和之际再度掀起了涛飞浪卷的洪峰。时代所造就的一大批诗人沿着不同的道路登上了诗坛。他们都不愿“随人作计”、“袭人衣钵”,纷纷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领域,以各不相肖的艺术实践,促成了中唐诗歌的繁荣,而繁荣的主要标志便是风格和流派的众多。中唐诗坛最有影响的是元白和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见长,韩孟诗派以奇险怪僻见长。尽管他们在风格上的差异很大,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

论皎然诗学理论对中唐诗人创作之影响

皎然《诗式》重视诗中思理,苦思为诗,以作用为尚,可视为中国诗歌转型的理论标志。其在诗学理论史上的影响深远,但最直接的自然是影响了中唐诗人的诗歌创作:皎然与吴中诗派诸人交往甚密,且有诗往来酬答,其理论主张自然会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其后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也深受其影响。

试论中唐两大诗派创作中的共同趋向

韩孟、元白是中唐时期两个声势最大的诗歌流派,对它们差异巨大的外部表征进行深入的透视,可以看出,两派在创作的诸多方面又异中有同。相对于古典主义的诗歌传统,它们的创作从取材范围和审美情趣上都呈现鲜明的世俗化倾向;从创作思想看,它们都有功利主义的一面,同时又有自我抒情和自我娱乐的倾向;从创作过程看,它们又都重视人为的加工和修饰;而从创作技巧看,它们又都呈现出非常强烈的技术化倾向。总之,世俗化、娱情化、技术化倾向成为两派创作上的共同特点。对这些相似性的揭示,将更加具体地展示出社会、文化背景对于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

白居易接受史研究刍议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伟大的诗句,出自一位伟大诗人——白居易,他妇孺皆知、且有世界影响;不仅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就很高,对后代影响也很大;不仅对中国文学有突出贡献,在世界文坛上也享有很高声誉.他的诗风平易流畅,开创了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即学界相沿而称的“元白诗派”.拙著《元白诗派研究》曾从流派角度探讨白居易文学集团及其诗歌创作,在回答“元白诗派”何以可称为诗派的基础上,探讨元白诗派的组成人员、形成过程、文学特征和发展状况;本文则沿流而下,旨在探讨白居易对后世的影响,首先回顾白居易接受史的研究历程,在此基础之上前瞻未来的发展方向,勾画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范围与内容.

韩愈与白居易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韩愈和白居易的历史地位给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但是,对韩愈和白居易的私人关系以及政治思想和文学观点方面的异同,则所论甚少或不够深入。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作初步探讨。(一) 先探讨韩愈与白居易的私人关系。韩愈和白居易共同生活的时期主要是中唐的贞元(785—805)、元和(806—820)和长庆(821—824)时期。他们都出身于中下层官僚家庭。

中唐文学的地方化进程

中国文化历来有南北之分。通过对中唐以前地域与文学关系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南北文风变化的轨迹。先秦时期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宣告了中国南北文化分流的开始,创作上表现出了北方的质朴与南方的柔美的地域特色。汉代大一统,南北文风趋向统一。南方文风在初期占据主导地位,后来慢慢与北方文风合流。汉末大乱,随着西晋一统天下,文风开始趋向统一。但东晋建康定都后,文学风貌又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南方特色。

用诗歌触摸灵魂——吉小吉诗歌简论

在广西北流这个小城,活跃着一个“漆”诗歌群体,包括吉小吉、朱山坡、谢夷珊、陈琦、琬琦、伍迁、陈前总、方为等诗人,他们的口号是：“在我们的目光中/漆即是诗/我们无法为生活镀金/但可以给生活上漆。”“漆”诗群形成了北流诗坛上的一道独特风景,所办诗刊《漆》被誉为“中国诗坛黑皮书”。

文学史中的元稹乐府诗

站在中国文学史的浩濑长河边上,文学史家以白居易为中心乃是普遍之趋向。各个不同时期的唐代文学史中,元稹乐府诗多数被划归“新乐府运动”之内,或者成为白居易乐府诗论的注脚。唐诗史类著作与文学通史差异不大,所呈现的叙述格局甚至不如一些唐代文学史。乐府文学史亦以元白合流论之,以细致分析见长。域外文学史则以只言片语简单言及而已。文学史文本中的元稹乐府诗多与白居易合流,或以“新乐府运动”目之,或以“元白诗派”目之,难以获得独立性评价。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基于元白理论及实践的一体化特征,另一方面在于元稹研究与文学史书写的脱节。

大众化与唐诗诗序

诗序,是指列于诗题后、诗作前的一段文字。综观《全唐诗》,有序的作品共443篇,作家114人,作家、作品数的时期分布和比率,列表如下:表1.《全唐诗》诗序作者及作品量的时期分布~①表1显示,就作家的参与看,盛唐人数量少,仅12人,中晚唐渐次增多。

古代文学教学中的问题及多维对话式教学探讨

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其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概况、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以及中国古代重要的作家作品,不断提升学生阅读、分析和评价古代作品的能力。培养学生的鉴赏和审美能力,提高人文素质和文化素养,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师范生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诗歌被选入中小学教材,

与元九书(节选)

微之①,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②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