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党籍碑的立毁与版本源流——兼论元祐党籍名录的变更

崇宁元年(1102)、二年、三年,蔡京当权,前后三次立党籍碑,三次立碑入籍人数分别为120人、98人、309人,这三次立碑涉及的党人名录主要来源于此前未入石的党籍名录,主要是绍圣元年(1094)章惇等炮制的73人版党籍名录、崇宁元年(1102)蔡京等炮制的541人党籍名录。崇宁三次立碑,首次仅在宫城端礼门旁,第二次则扩及地方监司长吏厅,第三次则在宫城文德殿门旁与地方监司长吏厅皆立碑。诸立碑地点的选择具有明显的监察、警示与侮辱意义。崇宁五年因星变诏令毁讫此碑。南渡初期党人昭雪时,又出现了用以推恩的103人版党籍名录。后世流传最广的是第三次所立的309人版党籍碑,主要以元祐群臣为主体,并及若干新党士人和不为蔡京所喜者。南宋时党籍碑经扬州某人、梁律、沈暐、司马逨等人重刻,明时又予以重刻。南宋元明清典籍对党籍碑的引用或论述大都与梁、沈二刻有关。

《元祐党籍碑》的面相与党人家族命运——崇宁党禁的家族视角解读

元祐党籍碑是北宋晚期党争白热化的产物,是崇宁党禁的重要展现。能名列此碑的多系家族核心成员,同入党籍的以父子、兄弟、子侄、舅甥关系为主,族运兴衰往往系于族内党人的处境。崇宁党禁期间,党籍碑作为黑名单存世,得势的蔡京集团对入籍党人严加惩措,追贬已故者,贬锢在世者,对党人家族的仕途、学术、交游、婚姻都造成恶劣影响;靖康元年解除党禁,党籍碑遂成为白名单,党人子孙凭此以受推恩,他们记录或重刻此碑以扬祖德。通过对东莱吕氏、南丰曾氏、贡川陈氏的考察,可知遭遇酷烈党禁时,仅依托政治立身的家族会大受牵连,复合型家族虽然抗风险系数更强,但也颇受影响,阀阅世家或由政入学,或逐渐衰颓,而一般党人家族甚至全面凋零。

谈广西的《元祐党籍》石刻

广西桂林和柳州有两处石刻,均为"元祐党籍",此石刻为南宋时翻刻。此碑是宋徽宗时期四次任相的蔡京在位时所刻立,并曾在全国各地刻立。此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载的内容意义各有侧重。宋徽宗时,蔡京立此碑以辱反对变法及与己异议者,目为奸党。南宋时,却目此碑中人为圣贤,以名能入此碑为荣,并惠及子孙。元明清及今,人们对碑文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更多的兴趣,至拓碑文作礼物或出售。

《元祐党籍碑》之党人异名丛考

传世诸版《元祐党籍碑》中,党人姓名记载有差异者多达十余组,本文辨别部分名单真伪。考辨名单真伪,有利于还原党籍碑的原初版本,这是研究党籍碑相关问题的基础。

“元祐党籍”、“庆元党籍”人名考异——《道命录》考异

《道命录》是南宋李心传编撰的一部记载两宋道学兴衰的编年体史书,在对其整理、点校过程中发现,《道命录》中所收录的"元祐党籍碑"、"庆元党籍"人名由于刊刻疏漏等原因造成诸多差异,今参考其他史籍以求其实。

“元祐党籍”碑刻与元祐文人精神——兼谈“苏学”“苏字”在南宋的传播

宋代之前,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且具有昭告天下意义的刻碑活动。第一次是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建立大秦帝国之后,命丞相李斯主持整理篆体文字(即'书同文'),伴随其出巡所立《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刻石》《会稽刻石》等。

“元祐党籍”与北宋禁书——漫话“禁书”之八

上次所谈北宋苏轼“鸟台诗案”，不过是因苏轼对“熙宁新法”不满和讥刺所酿成的“个案”。事实上，当时臣僚反对或不满王安石变法的并非仅仅苏轼一个人，只是各人所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

宋人对权相专权时期政争史的历史书写及其影响

在权相蔡京、秦桧和韩侂胄专权时期,先后发生了影响巨大的崇宁党禁案、秦桧排斥打击异己事件和庆元党禁案,由此引发一些时人对其加以积极记录、整理以及传布,《元祐党籍列传谱述》《绍兴正论》《绍兴正论小传》和《庆元党禁》便是该类政治事件被时人记录、书写的产物。这些旨在反映权相专权时期政争史的专门性著述,既是对当时受害政治群体基本历史史实的具体写照,更是宋代权相专权体制的必然产物,并且影响深远。

王巩谪居广西与作品考述

北宋王巩与苏轼等旧党人物关系密切,新党执政时,三次贬谪广西。经考证,第一次于神宗元丰二年贬谪宾州,寓居宾州三年;第二次于徽宗元符元年贬谪全州,元符三年罢还;徽宗崇宁元年,被列入元祐党籍,再贬广西。在贬谪广西期间,王巩与苏轼、苏辙等人书信往来,与全州朱氏兄弟相交游。有《王定国诗集》、《王定国文集》、《论语注》等作品,现均已散佚,仅留寓居全州作山水诗二首。

元祐诉理、绍符复审及符崇反复

作为“元祐更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曾搞过一次冤案诉理,为此专门设置了“诉理所”,接受了许多人的申诉,对有关案件做了重新审理和新的判决。宋哲宗亲政以后,否定“元祐更化”,从而也否定“元祐诉理”,同时审查了“元祐诉理”过程中否定神宗圣政的言论,对各案件及申诉人做了新的判处。宋徽宗初年,推行折中政治,否定了绍圣、元符年间的判处,又重新判处。崇宁年间蔡京当政,重新肯定绍圣、元符年间的处置。分析考察对“元祐诉理”的否定、肯定、再否定的过程,可以深化对北宋后期政治的认识,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解答“元祐党籍”中为什么纳入了许多非元祐党人的疑问。

大历史与小人物:北宋晚期党争视域下的官私石工考察

北宋中央官署石工多来源于地方石工家族以及荫子授官,属伎术官,被视为杂流,晋升甚难,他们难以直接参与高层党争活动,在北宋党争叙事中显得寂寂无闻。相比取湮后世的官署石工,民间石工安民、李仲宁却因谨守忠义而名盛后世,其实二人拒刻党籍碑并非全为公理,亦有一定的私情所在。从民间石工拒刻行为看党争舆情与党争叙事,可知在'崇宁党禁'高压下士人集体失语时,小人物却做出了正义之举,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体现了当时社会舆情对旧党的同情。同时也体现出南渡后入籍党人子孙在党争叙事上是旧非新的总体趋势,他们为了弘扬祖德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舆论反攻。透过石工行为看党争,说明看似与政治无关或处于政治边缘的小人物并不能完全独立于重大政治事件之外,他们亦会不自觉地参与党争或被党争洪流所裹挟,甚至也会在政治斗争中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苏轼《墨猫图》及其他

苏轼的绘画,经北宋哲宗时期的元祐党籍之祸,遭毁甚巨,令人扼腕叹息。近读清代黄钺《壹斋集》及同时期文人诗集,提及苏轼《墨猫图》,颇感稀见,认为此图对研究苏轼绘画艺术和思想具有一定的价值。《壹斋集》卷十四《金叶山仿东坡危危日画猫》诗曰:“嘉庆三年秋,九月廿一日。其日逢危危,画猫仿坡笔。坡昔以墨为,元丰岁在四。卑服伺青蛙,虎文而白质,相传可辟鼠,不言所自出。画归钱侍郎,题诗曾挂室。未审箨石轩,今日为藏佚。湖山小雨晴,偶就叶山述。欣然为背临,浅色神愈溢。卷归吓真猫,瞥见已逃逸。却恐懒游堂,夜半雷瓦疾。”

那些子孙不得为官的故事是真的吗

子孙到底是否为官,还是由时和势决定的,由不得祖上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出身安徽淮南书香世家,祖父曾是旧时军队将领,父亲王积是著名医学专家,自己最终却因贪腐被判了无期徒刑。据说王珉祖父临终前曾留下遗训,要求子孙后代不得从政。有意思的是,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给女儿带的话也是千万不要从政。

半截碑感怀

北宋徽宗时闽人蔡京为相,把元祐、元符间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309人列为奸党,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是为元祐党籍碑。后徽宗下诏毁其碑。现存完整的元祐党籍碑只有两块,均在广西。近日罗源发现一块元祐年间刻造的断碑,因参与王安石变法的有多名闽人,且品行颇有争议,由此引发旅居国外的张集思先生的一番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