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党籍碑的立毁与版本源流——兼论元祐党籍名录的变更

崇宁元年(1102)、二年、三年,蔡京当权,前后三次立党籍碑,三次立碑入籍人数分别为120人、98人、309人,这三次立碑涉及的党人名录主要来源于此前未入石的党籍名录,主要是绍圣元年(1094)章惇等炮制的73人版党籍名录、崇宁元年(1102)蔡京等炮制的541人党籍名录。崇宁三次立碑,首次仅在宫城端礼门旁,第二次则扩及地方监司长吏厅,第三次则在宫城文德殿门旁与地方监司长吏厅皆立碑。诸立碑地点的选择具有明显的监察、警示与侮辱意义。崇宁五年因星变诏令毁讫此碑。南渡初期党人昭雪时,又出现了用以推恩的103人版党籍名录。后世流传最广的是第三次所立的309人版党籍碑,主要以元祐群臣为主体,并及若干新党士人和不为蔡京所喜者。南宋时党籍碑经扬州某人、梁律、沈暐、司马逨等人重刻,明时又予以重刻。南宋元明清典籍对党籍碑的引用或论述大都与梁、沈二刻有关。

《元祐党籍碑》的面相与党人家族命运——崇宁党禁的家族视角解读

元祐党籍碑是北宋晚期党争白热化的产物,是崇宁党禁的重要展现。能名列此碑的多系家族核心成员,同入党籍的以父子、兄弟、子侄、舅甥关系为主,族运兴衰往往系于族内党人的处境。崇宁党禁期间,党籍碑作为黑名单存世,得势的蔡京集团对入籍党人严加惩措,追贬已故者,贬锢在世者,对党人家族的仕途、学术、交游、婚姻都造成恶劣影响;靖康元年解除党禁,党籍碑遂成为白名单,党人子孙凭此以受推恩,他们记录或重刻此碑以扬祖德。通过对东莱吕氏、南丰曾氏、贡川陈氏的考察,可知遭遇酷烈党禁时,仅依托政治立身的家族会大受牵连,复合型家族虽然抗风险系数更强,但也颇受影响,阀阅世家或由政入学,或逐渐衰颓,而一般党人家族甚至全面凋零。

《元祐党籍碑》之党人异名丛考

传世诸版《元祐党籍碑》中,党人姓名记载有差异者多达十余组,本文辨别部分名单真伪。考辨名单真伪,有利于还原党籍碑的原初版本,这是研究党籍碑相关问题的基础。

谈广西的《元祐党籍》石刻

广西桂林和柳州有两处石刻,均为"元祐党籍",此石刻为南宋时翻刻。此碑是宋徽宗时期四次任相的蔡京在位时所刻立,并曾在全国各地刻立。此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载的内容意义各有侧重。宋徽宗时,蔡京立此碑以辱反对变法及与己异议者,目为奸党。南宋时,却目此碑中人为圣贤,以名能入此碑为荣,并惠及子孙。元明清及今,人们对碑文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更多的兴趣,至拓碑文作礼物或出售。

大历史与小人物:北宋晚期党争视域下的官私石工考察

北宋中央官署石工多来源于地方石工家族以及荫子授官,属伎术官,被视为杂流,晋升甚难,他们难以直接参与高层党争活动,在北宋党争叙事中显得寂寂无闻。相比取湮后世的官署石工,民间石工安民、李仲宁却因谨守忠义而名盛后世,其实二人拒刻党籍碑并非全为公理,亦有一定的私情所在。从民间石工拒刻行为看党争舆情与党争叙事,可知在'崇宁党禁'高压下士人集体失语时,小人物却做出了正义之举,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体现了当时社会舆情对旧党的同情。同时也体现出南渡后入籍党人子孙在党争叙事上是旧非新的总体趋势,他们为了弘扬祖德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舆论反攻。透过石工行为看党争,说明看似与政治无关或处于政治边缘的小人物并不能完全独立于重大政治事件之外,他们亦会不自觉地参与党争或被党争洪流所裹挟,甚至也会在政治斗争中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