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语言的革新进路:论张枣“元诗”对“元电影”的跨界可能

近年来,华语影坛的元电影实践陷入语言自我复述的困境,亟须寻找跨媒介的理论资源化解自身危机。于此而言,20世纪90年代诗人张枣提出的元诗方案显然是极有参考价值的突围示范。他所强调的汉语性、姿态性的写作将元诗导向相对独立的民族化进路。这实际上也跨界启发了元电影的艺术模式,为华语元电影的发展拟定基于民族性、个人性、语言性的关键参数,为更好地实现华语元电影现代转型提供可能。

论元代诗僧的文学活动

元代诗僧乐于漫游,关注时政,交游广泛,经常参加诗歌赠答唱和与同题集咏,成为多族士人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诗僧的行为与诗风类似南宋的江湖诗派,与南宋江湖诗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通过干谒谋生,而是交流切磋诗艺,提高名望。诗僧还广泛与日本、安南等国的人士交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组织了很多诗歌活动,编选了多部元人总集。作为元代诗人中特殊的群体,诗僧为元代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品结构与诗人艺能——从《鸟巢》“元诗”析解看格丽克“编织诗学”

格丽克的《鸟巢》可以析解为一首通过言说“客观对应物”来探讨诗歌创作问题的“元诗”。诗作描述一只鸟的筑巢过程,以比喻方式引入神话人物珀涅罗珀,进而与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关联起来。鸟的筑巢与诗的创作,都可类比为一种“编织”活动。诗人的创作,从过往生活中寻找经验作为质料,诗人的心智将其转化为内在经验,再运用语言符号将其编织起来并赋予其结构。为作品赋形,体现出诗人作为艺术家的创造能力,在创造作品时言说主体也创造了全新的现实主体和全新的生活。诗歌的功用和意义,因此指向了此在的现实,指向了未来的行动。女性写作,也因此可以编织出属于她们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政治统合、制度重构与诗学合流——读杨亮《混一风雅:元代翰林国史院与元诗风尚》

在元代空间统合与族群互动的背景下,翰林国史院文士以馆阁之笔记录当朝文物、书写风雅盛世、叙述一时心曲,不仅形成了有元一代雅正复古的盛世诗学话语,也为后世提供了观察元代知识精英跨地域、跨群际互动的重要切入点。杨亮的《混一风雅:元代翰林国史院与元诗风尚》把握住这一点,探讨了元代文士群体的交流活动及其与元诗发展进程的关系,本文旨在概述并评价其著作中的主要研究成果,以期推动对元诗价值的重新审视。

元代筝演奏形式探析

中国在元代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许多边疆地区归属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筝作为汉族传统乐器,有其独特魅力。本文首先从元代筝的形制入手,具体讨论了这一时期筝的形制和类型问题,特别探讨了雅托噶(蒙古筝)和纳西筝的定弦、运用场合与功能等问题。其次梳理了元代筝曲的创作、来源以及特点。再次从元曲、元诗等元史中探析元筝不同的演奏形式。最后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一种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最终在一个更为整体视角中看待元代筝的技术和艺术特点。

朱彝尊与清初诗坛的元诗接受

清初诗坛兴起宋元诗风。本文围绕朱彝尊的收藏、批评与创作三个环节,分析其对元诗的接受情况。朱彝尊积极访求元人诗集并撰写专题书目《潜采堂元人集目录》,他与众多好友互相借阅、传抄元诗文献,促进了元诗在清初的流通。将朱彝尊的元诗批评放诸诗学观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在宏观上往往将宋元诗歌捆绑作为否定的对象,但具体就元代吴中文人、元人唱和、元人画作等多有赞赏。创作上朱彝尊引元人入诗,化用元诗典故,模拟元人诗作,开拓了诗歌创作的取材范围,以实践证明师法元人的可行性,为清人学习元诗、推动元诗经典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

元代文学与元诗的特点之一是释、道、伊斯兰教、基督教四种宗教教士齐聚文坛。僧诗是元诗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研究积累极少,文献散失亦多。本文对元僧诗基本情况作了概括,并就诗僧别集的散失、辑佚、考释等,作了专题研究。忽略元僧诗,导致元僧诗文献散失;文献散失,直接后果则是对元僧诗的忽略。两者互为因果。元僧诗文献研究可以证实:元代僧诗相当活跃;宋元之际士人出家与科举不再实行有一定关系,主要是出于生活方式的选择;迄于元,诗僧是受到南宋江湖诗派影响明显的群体。

张枣的“元诗”理论及其诗学实践

在当代中国诗人中，张枣可谓是用来验证新诗回归语言的最好的案例。用德国汉学家、诗人及译者顾彬的话来说，张枣“是中文里唯一一位多语种的名诗人。他不仅可以用多种语文交流，也阅读和翻译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的文学。因而对他而言，用汉语写作必定意味着去与非汉语文化和语言进行辨析。这类辨析直接作用于他诗歌构图的形式和结构上。”

“张生即元稹自寓说”质疑

元稹的《莺莺传》是唐代传奇中的名篇,它流传千古,烩炙人口。关于传中主人公张生之生活原型究竟是谁的问题,历代学者各陈己见,纷争千年。先后有张生即张籍、张君瑞、张先和元稹自寓等不同说法,后者现已成为结论性的意见,诚如有人所云:“关于张生,于今已公认为元稹自己而无异词。”(《〈传奇笺〉证稿》,见《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所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一辑)我们认为此说缺乏根据,尚需商榷。 张生即元稹自寓的说法始作俑于宋人王性之、赵令畴,他们认为“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侯鲭录》卷五)。其后如明人胡应麟(所述见《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瞿佑(所述见《归田诗话》卷上)。

论张枣诗歌中悖论的建构及美学反思

张枣诗歌的语言体现了“轻甜”“圆润”“婉转”的特点,同时又聚焦于悖论的表达,即言说的悖论。通过词与物的关系、语言与存在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中西反思和对中西传统文化资源的汲取,他完成了悖论内涵的建构和美学特质的体现。他主动选择“元诗”这一诗歌形态,放弃对明晰意义的追求,通过一个隐喻的语言花园,来达到叩问苍穹、克服言说危机的目的。元诗,是张枣悖论美学的最高呈现。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诗人的教育背景、审美追求、时代遭遇有关,家族的精英意识、楚文化的滋养、少年写诗的氛围和青年德国之旅的体验,是张枣悖论表达的外在文化环境,生死、中西之间主体自身的复杂和矛盾,是其悖论表达的内在美学原则。

论“元诗”写作中的“语言言说”

本文通过理论论述与文本细读的融合,辨析现代诗中"元诗"写作的语言本体论向度。"元诗",即关于诗本身的诗。这是一种特殊的诗歌类型,意在表达诗人对语言呈现/展开过程的关注,使写作行为直接等同于写作内容。在这类诗人看来,诗歌"语言言说"的可能性实验,本身已经构成写作的目的,诗不仅是表达"我"的情感,更是表述"元诗"本身的。传统的写作一般是诗思已先然存在,而"元诗"意图的写作则是诗思与语言一点一点同步发生的。语言作为存在的现身,既含有内部的自动性成分,又含有全部历史使用过的语义积淀,同时还有着诗人潜意识、直觉的投射。对新世纪以来过度平面化的诗坛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诗人言说之后,激发出"语言言说"的魔力,揭示其中的神秘与未知意味。

“全装修”时代的“元诗”意识

对“语言本体的沉浸”,曾被看作是当代诗歌的核心特征,这导致一种独特的“元诗”意识,广泛地渗透于当代诗人的写作中。但在新的历史情境中,这种“元诗”意识也发生着潜在的变化。本文以陈东东的写作为个案,在对《全装修》一诗细读的基础上,讨论诗人关于语言与现实关系的复杂辨认,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消费社会的仿真生存中,当诗歌的原则扩张为整个生活世界的“全装修”原则,那么一首诗的位置又在哪里?

元诗“宗唐得古”论

“宗唐得古”是元代诗歌创作的主要倾向,也是其主要的理论倾向。本文拟对“宗唐得古”这一趋向所涉及到的一些主要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理论及创作上的特点和旨趣,进行初步的探讨,认为元诗之“宗唐得古”一方面立一定之宗旨,另一方面又多所包容,呈现出一种融通调和的趋势和特点,这表现在诗歌体制、形式的认识上,也体现在其取径之宽以及学习方法之会通上。

“铁崖体”:元代后期诗风的深刻变异

与《诗经》、《楚辞》、唐宋诗这些领域相比,元诗研究无疑显得十分可怜。尽管有元一代创作宏富,但却很少有人问津。这自然与元诗成就难同唐诗宋词相颉颃有直接关系,同时也是因为元诗被元杂剧、散曲的奇光异彩所掩,因而长期被冷落在“灯火阑珊处”了。但元诗决非没有可取之处,相反,倒是各标风韵的。前有耶律楚材、郝经、方回、赵孟頫,中有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四大家”,后有萨都剌、杨维桢、倪瓒等许多著名诗人,使元诗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奇峰峻岭”,令人目不暇接。

元诗发展述论

元诗的发展、分期、特色等宏观问题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开展,现在看来,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审视。深入考察会发现,元诗发展的历程、元代诗坛的状况,都呈现出与中国古代其他时期不同的显著特点:如元代诗坛发展的线索可以清晰地描述为前中期多源归一,后期多元竞胜;元代前期和后期诗坛领袖都是在野诗人;元代诗史可以上溯至跟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元诗如此开端,颇富奇异色彩。展开后期诗史来看,以往对元后期诗的定性很不客观。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山水志宋元诗文献价值考述

山水志书不仅是舆地之学的第一手资料,在保存历代题咏方面,也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但由于其史部属性及稀见等因素,古文献研究者给予的关注尚显不足。以《中华山水志丛刊》为中心,参稽"丛刊"之外的部分山水志,把《全宋诗》《全元诗》作为研究样本,可以发现山水志书在宋元诗汇纂过程中,其对新作者及佚诗的发现、已知作者佚作的辑补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研究者应当予以重视。

元代别集整理的良好先例——读陈增杰先生《李孝光集校注》

元人别集罕见注本,陈增杰先生的《李孝光集校注》开启了良好的先例。全书搜采完备,校勘精当,笺注详赡,评论成一家言。附录研究资料丰富,又有金针度人之功。

元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唐宋诗歌辉煌成就的掩映下,元代诗歌历来不被重视,关于元诗的研究寥寥无几,且难见全貌,但事实是,元代诗家众多,篇什浩瀚,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全面考察元代诗歌的发展进程可把它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元初由于诗人身份与心态的复杂性使诗歌创作融会了宋金诗歌的特色,呈现出“庞以蔚”的丰富性;大德、延祐间是元诗发展的高峰,“雅正”是其主旋律,内容多“治世之音”,风格尚雍容平正;延祐后,诗风丕变,以张扬个体性情为出发点,突破了“雅正”的拘囿,形成了多样化的诗歌风格,其中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功不可没。元诗对唐宋诗歌的继承与对明代诗歌的影响清晰可见,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晋安诗派与明末清初的元诗接受

明代诗学的主流是宗唐,直到万历年间公安派提倡宋、元诗,才突破前人的藩篱。但公安派只是首开风气,并未真正付诸实践。与之相反,以谢肇淛、徐、曹学佺为核心的晋安诗派,虽然在理论上坚守了宗唐的诗学传统,但在具体的诗学活动中则非常关注元诗。徐红雨楼收藏有元人别集68种,在藏书史上留有佳话;谢肇淛《小草斋诗话》对元诗的批评,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曹学佺《石仓元诗选》选诗4224首,是元、明时期规模最大的元诗总集。他们不仅在本地营造了阅读、批评、传播元诗的氛围,而且积极与主流诗坛进行交流和对话,共同影响了明末清初的诗学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