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润璞论元杂剧的剧场性艺术特征及翻译策略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戏曲缺乏足够的认知以及译介方式的问题,致使西方世界对中国戏曲形成了很深的误解。西方当代汉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力图改变这种误解,美国学者柯润璞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他在其研究中国戏曲的权威性著作《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剧场》中,不仅力图还原元杂剧的“剧场性”艺术特征,而且特别附上他本人全文翻译的三部元杂剧《李逵负荆》《魔合罗》和《潇湘雨》,用以说明元杂剧的“剧场”性质和特点。其中,柯氏尤其看重《潇湘雨》一剧,认为它是反映元杂剧“剧场性”艺术特征的最佳代表,主要体现为虚拟性的舞台表演、叙述韵文的灵活运用和“大团圆”结局及其另类处理。同时,他在翻译时忠于原文的完整翻译与跨文化转化的策略,对包括元杂剧在内的中国戏曲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

翻译美学视域下的元杂剧译者主体性研究——以《窦娥冤》为例

作为中国古代悲剧的典范作品,《窦娥冤》以引人深思的主题思想和经久不衰的美学价值吸引了译者和学者的共同关注。在《窦娥冤》英译过程中,译者们在遵循翻译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主体性,从而带给不同时期的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窦娥冤》三个英译本中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认识与再现之异同,以期对元杂剧翻译理论和实践有所启示。

重构、颠覆与伦理消解:元杂剧《张千替杀妻》的狂欢品格

元杂剧《张千替杀妻》的内部特质与外在结构表现出鲜明的狂欢色彩。其戏剧舞台表演巧妙,构建出戏剧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立,以及区别于日常、官方的“第二生活”;其在戏剧语言方面,充满了反叛性的讽刺、怒骂,民间诙谐的广场言语展现出戏剧语言的鲜明品格;在人物塑造方面,降格、脱冕的艺术处理表现出颠覆性的狂欢感受,戏剧狂欢场面背后敷演出一场时代悲剧。

从元杂剧到现代影视作品--以《梦华录》为例

2022年热播的古装电视剧《梦华录》,部分情节改编于元代关汉卿创作的著名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原剧总共有四折,讲述了歌姬宋引章嫁于富家子弟周舍之后,饱受欺辱,于是向自己的好姐妹赵盼儿求助,赵盼儿巧施妙计逼迫周舍写下休书,助宋引章成功逃出苦海的故事。与元杂剧相比,电视剧作品在进行改编时增加了许多新内容,虚构了一系列的人物,讲述了赵盼儿、孙三娘与宋引章三人在顾千帆的帮助下,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终于将小茶坊经营成了汴京最大酒楼的励志故事。在故事呈现方面,两者有着显著的差异,人物角色也有所不同,作品播出之后,迅速引起大量受众的关注与讨论。本文分别从人物形象、叙事手法、审美取向和情节安排等四个方面探讨电视剧《梦华录》在改编元杂剧时所采用的策略,希望为相关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元杂剧悲剧批评的发展演变

元杂剧悲剧批评源于西学东渐,元杂剧的悲剧特征首先在西方得到发掘,在译介和传播中其形式和内容被西化改造。二十世纪初,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得到认可。之后经历了启蒙、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在研究实践中探索了元杂剧悲剧批评的思路和方法,也逐渐形成了中国的元杂剧悲剧批评的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元杂剧研究的创新发展。

论元杂剧“庶民娱乐”的兴盛——文人“身份危机”的文化结果

在元朝近百年的历史中,开科取士的时间只有48年,科举在元朝有一半的时间废而不举。科举制度的废行几乎堵住了文人“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元朝文人因此涌入庶民之中,成为小吏、书会才人。对《元典章》《元史》《录鬼簿》等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发现,这一庞大的文人集体的创作力使以杂剧为代表的“庶民娱乐”空前繁盛,元杂剧的发展也催生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兴盛,使其演变成极具生命力的民间通俗文学。

“异质改写”与元杂剧的经典化

艺术和文学的经典化,与后世新兴媒介艺术对其的改写及改编有密切关联。元杂剧作为元代的“一代之文学”,是中国叙事文学和戏剧艺术领域公认的经典体裁,诞生了大量传世之作。进入20世纪后,新兴的连环画、舞台剧、影视剧等艺术形式当中有大量的元杂剧改写/改编作品,这对元杂剧作品的经典化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这些艺术形式与元杂剧并不属于同一艺术门类,因此属于“异质改写”,其中尤以影视媒介对元杂剧经典化的影响为大。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元杂剧繁荣的多元格局研究

有元一代,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短暂地形成了繁荣多元的杂剧文化格局。元代帝王有别于传统汉人的文化观念与政治导向,给元杂剧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空间。元杂剧中包孕的中原传统文化内核与少数民族元素,则呈现出了中华文化美美与共却又和而不同的特征,也展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文化雏形。少数民族杂剧家的作品蕴含的对中华民族及汉文化的认同感,有助于元杂剧在少数民族群体中的传播与接受。当各民族杂剧家们不断吸收、借鉴彼此的优秀文化并由儒家文化统摄时,元杂剧迎来繁荣是显见的。

文学书写之异:《薛仁贵》杂剧元、明刊本辨析

元代张国宾所作薛仁贵杂剧有元刊本《薛仁贵衣锦还乡》和明刊本《薛仁贵荣归故里》两个版本传世,二者的情节框架基本一致。但较之元刊本,文本上不小的差异却导致明刊本在人物的重心、角色性格的塑造乃至故事的主题上都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文学表达和思想内容而言,《薛仁贵衣锦还乡》与《薛仁贵荣归故里》可谓是同构异质的两个故事。

书评——李修生《元杂剧史》

元杂剧是中国元代戏曲艺术,其以宋金杂剧为基础,融合唐宋以来的音乐、说唱、舞蹈等元素而形成,由于用北方曲调演唱,又称“北曲”或“北杂剧”。李修生《元杂剧史》一书是在整理《全元文》的基础上写作的作品,也是介绍元杂剧基本知识的著作,其详细梳理了元杂剧的发展、作者及剧目。作者从实际出发,重新对元杂剧进行考查和认识,客观地向读者全面地展示了元杂剧的艺术成就。本书评主要从“文献资料”“剧本情节”“戏曲理论”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以便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元杂剧史》。

元杂剧题诗关目论略

题诗作为一种戏剧行动,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在中国古代戏曲领域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元杂剧有50部作品涉及诗词题写关目,共计113处,这些题写内容来源于化用旧作、袭用前作和自主创作三种方式。剧作家对于题写形式的选择与相应的戏剧题材有着高度的适应性,除了利用纸质材料作为题写载体,题壁、题画、题叶等题写行为在剧中时有发生。作为一种叙事手段,题诗关目在建构时空场景、推动叙事进程、摹写人物形象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元杂剧到小说——论百回本《西游记》承继的民族文化观

元代杂剧西游故事无论是在取材还是叙述形式上均影响了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的创作,学界对此展开的研究成果也较多。事实上,吴承恩在对“俗”文本继承的基础上,对元杂剧西游故事中出现的民族文化融合与交流的因素作了相当的改良,使得百回本《西游记》成为“俗”中见“雅”、集结文学观赏性与思想深度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研究元杂剧西游故事与百回本西游故事之间的关联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中国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多元文化色彩与民族文化融合思想,对当今的文学创作具有启示意义。

掀起传统戏曲的红盖头——元杂剧《窦娥冤》的教学追求

“文学阅读与写作”学习任务群的人文主题“良知与悲”中,选择了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表现主人公不可挽回的悲剧命运。《窦娥冤》是元杂剧的最高成就,节选的第三折是剧作矛盾冲突最激烈的部分。《窦娥冤(节选)》这篇戏剧课文,呈现着古人独特的戏剧创作风格,曲词部分有着诗歌之美的特点。设计教学时,为了让高中学生全面浸润传统戏剧氛围,热爱传统经典戏曲,我以“掀起传统戏曲的红盖头”为主题,分别创设更易让学生投人其中的学习情境,沿着“认识传统戏曲,破译悲剧密码,领略曲词之美”的思路,较好地掀起了传统戏曲的“红盖头”。

元杂剧《丽春堂》版本述略

元杂剧《丽春堂》存有五个版本,现比较研究《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元曲选》已集本、《酹江集》本三个版本。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舞台提示、念白、唱词三个方面。《元曲选》本与《酹江集》本文本重合度较高,能较为真实地还原王德信《丽春堂》原貌,《脉望馆钞校古今名家杂剧》则具有较高的校勘学价值。

元杂剧服饰装饰性的当代价值研究

元杂剧是中国古代戏剧中的一种,由元人杂剧发展而来。元人杂剧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深远,产生过重大的历史贡献,并对后世戏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服装作为中国古代戏剧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要素,其发展脉络也十分清晰。元杂剧作为戏曲舞台上一种较为独特的表演艺术,其服饰装饰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成为一部充满视觉审美体验的古代戏剧文化。对元杂剧服装装饰进行研究,可为戏曲服装设计提供一定借鉴。

关于元杂剧繁荣原因的几个问题——元杂剧繁荣原因诸说评析

元杂剧因何繁荣,学者们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一是元朝长期停废科举,儒士仕进无门,遂转而从事杂剧创作;二是九儒十丐说。元朝儒士社会地位低下,遭受歧视,不被重用,不得已,只能在杂剧里讨生活。由于从业者人数众多,元杂剧才得以蓬勃发展;三是畸形繁荣说。元朝城市经济繁荣,百姓生活安定,给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四是元朝统治者喜欢说。由于元朝统治者喜欢杂剧,才给杂剧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不能使人信服。元杂剧繁荣的真正原因,一是元朝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带动了杂剧的繁荣;二是元朝统治者不懂汉文,没有文字狱,客观上给杂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杂剧才得以繁荣发展。

元杂剧服饰装饰性研究

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元杂剧是我国古代传统戏剧中最为经典的剧目之一,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和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其进行研究不仅能够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元代社会生活和审美情趣,还能让人们通过对杂剧服饰的研究进一步了解元代社会生活和审美情趣。基于此,文章主要从杂剧服饰款式设计、杂剧服饰图案设计和杂剧服饰面料搭配三个方面对元杂剧服饰进行研究,旨在深入挖掘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论臧懋循元杂剧编改的“剧学”奠基意义

臧懋循出于其自觉的“剧”本体观念而非当时普遍的“曲”本体观念,对元杂剧进行了系统编改。脚色层面,参照传奇脚色体制对元杂剧脚色进行系统性重建,并深入剧作内部,从上场诗、下场诗及科白方面,对相应脚色名目作出实质性的行当化调整。关目层面,调整聚焦以增强关目紧凑性,调度人物以增强关目戏剧性。排场层面,调整分折以优化布局,利用辅场景以烘托主场。曲白协同层面,添加曲间白以形成互动对话,甚至对曲本身进行增删修改,曲白统筹安排以优化叙事效果。在古代戏曲理论偏重“曲学”的传统格局中,其对古代戏曲“剧学”理论的建构有着切实的奠基意义。

元杂剧匡助复仇的忠义任侠观念

由于血亲观念广为人们认同,血亲复仇也具有不容置疑的执行力,人们尊重血亲复仇者,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来帮助和成全他们。因此,在元杂剧中,我们看到很多忠义之士,不惜一切代价为故主复仇;同时,还有诸多侠义之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弱小的复仇者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实现复仇。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血亲复仇的正义性。

元杂剧乞丐形象研究

元杂剧着墨较多的乞丐形象多由书生、商人或雅士转变而来,这种“转变”寄托着作家个人情感,及蕴含着道德回归的主题;并且呈现出强烈的戏剧冲突、“尚奇”的创作传统、立体化的人物形象等艺术特点;同时在文学功能上体现为迎合观众尚俗的审美取向,顺应观众“大团圆”式结局的心理期待,以及教化育人的社会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