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顾瑛及其玉山雅集看元顺帝时期士风的转变

伴随着红巾军起义的时代巨变,元顺帝时期的士风经历了一个从复雅到变雅的转变历程。东南文士领袖顾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在此过程中引领潮流,持续了28年,吸纳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士,以其高雅的品质和清雅的格调而著称于世于史,形成了元后期至元末文士普遍崇尚风雅的文学文化现象,并为明清文人钦慕和效仿。以顾瑛及其玉山雅集为标本,可以深刻地洞察到元顺帝时期士风从复雅到变雅的转变历程,并能清晰地观照到中国的雅文化在历史特定阶段的发展形态。

元顺帝时期的防灾救灾研究

元顺帝统治时期,元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它的黄昏阶段: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生活困苦,起义不断。面对这样的局面,元顺帝还是实施了一些比较有效的防灾救灾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活,主要表现在灾荒救济、医疗救助、徭役减轻、慈善收养制度等方面。但由于政府腐败导致防灾救灾措施实施不力,反而激发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速了元朝的覆灭。同时这些防灾救灾的措施对明初相关政策的出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顺帝新论

元顺帝作为一代亡国之君，常被认为是昏庸不堪的帝王，予以全面否定。其实不然，他在统治前期，为挽救元朝统治危机的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社会整顿和改革，应该说他是具有改革精神的“好皇帝”。只是在改革失败之后，失去了治理社会的信心，急剧地腐化堕落，最终成为历史上最昏庸腐朽的帝王。对于其变化过程，有否定亦应有肯定，不能以偏概全。

略论元顺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特点

元顺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连绵不断，就是在国家即将灭亡之际也不停息，其激烈程度，史之罕见。这些斗争绝大多数为争权夺势的斗争，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它严重地涣散了军心、民心和国心，极大地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直接导致了元朝末年的政治混乱，史治废驰和官僚机构的解体。

政无道“惹红巾万千”——元顺帝妥欢帖睦尔

明洪武二年(1370年)四月,元朝末代皇帝渥温妥欢帖睦尔因痢疾死于应昌(今内蒙达来诺尔西南),年51岁。消息传到南京,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以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号为“顺帝”。妥欢帖睦尔虽入“知天命”之年,但他是“知顺天命”,还是逆“天”行事?纵观他的一生,自能得出结论。

论元顺帝朝时运与文运的关系

元顺帝朝的时运曾被当时文士赞为"千载一时",其文运,则达到了明初人所赞誉的"元末文人最盛"的局面。时人大量文章的相关记述,验证了这一史实,也表明了顺帝确是一位勤政爱民、拥儒重学的贤君。其后,红巾军起义,直接导致了顺帝朝的时运由盛转衰,并成为其前后期的分界线。实际上,整体官僚机构的贪污腐化,才是顺帝朝气运终结的根本原因。但顺帝朝的文运并未随时运衰落,反而继续响应着"盛世"写盛世之文的长久号召,循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乱世中继续攀升。论析元顺帝朝时运与文运的关系,对于重新认识和客观评价元后期至元末文学有重要的价值。

介绍一枚背铸“十”字的至元通宝——兼论元顺帝的币制改革

1995年,乌盟钱币学会赴兴和县搞钱币普查时,在钱币爱好者董茂处发现一枚背铸"十"字、星、月的至元通宝。笔者拓片.又到出土地详细调查后,觉得此钱是一枚出谱钱,值得介绍给众方家译释,利于共同探讨元末顺帝(惠宗)的币制改革。

元顺帝八思巴文至元通宝

公元1206年,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为元世祖。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建都大都(北京)。1368年即元顺帝(惠宗)二十八年,顺帝被逐出大都,败走应昌路(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二年后死于应昌路,元朝灭亡。共经历十帝九十八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1280年)六月废宋铜钱,实行钞制,元代通货以钞为主。

元顺帝、明成祖身世之谜

人都有打探并传播他人隐私的癖好,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对此津津乐道。高墙深宫内的宫闱私事自然比任何其他秘闻更能激起此辈的兴致,连许多术业精深的大家也未能脱其窠臼,这也是宫闱秘史在野史里一枝独秀,至今在荧屏上屡见不鲜的原因。元明更替之际,宫闱秘闻因蒙古族入主中原当了元朝皇帝,更多了一重扑朔迷离。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围绕着元顺帝与明成祖两位皇帝的身世,产生了一些离奇的说法,一时间吵得沸沸扬扬,好事者纷纷加入进来,于是就有了不少稗官野史,小说家言。尘埃落定后的今天,只有平心静气地慢慢掀开蒙在其上的神秘面纱,才能逐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元顺帝简论

元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仅有88年的历史,但元朝末帝顺帝妥懽贴睦尔却统治长达36年之久(1333—1368年),占去元朝历史的一少半.因此,对于元顺帝的评价是元史研究与教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评价封建帝王有其客观标准,即看这个帝王在统治时期对社会生产的发展、人民大众的生活起了何种作用.结合顺帝在位36年的历史.以上述标准来评价,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应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一、昏聩无能,朝令夕改人的天赋有高下,能力有大小,性格各异,学养不同,这是正常的.但在封建社会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做为皇帝,他的天赋、能力、性格、学养则对全国的政治生活、经济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古代帝王特别重视“为君之道”.

元顺帝召请觉囊巴上师朵波巴入朝叙事考述

文章依据朵波巴的相关传记,对元顺帝妥懽帖睦尔邀请觉囊派上师朵波巴入京一事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指出朵波巴于1344年接到邀请,但最终并未成行。同时就有关文本的叙述模式展开分析,找出了其所利用的故事原型,并就曲扎白所著传记中记载的朵波巴应使者之请所讲教法之内容作简要论述。

元顺帝奎章阁改宣文阁考辨

奎章阁、宣文阁和端本堂是元中后期文宗、顺帝鉴藏书画、图书宝玩的殿阁，先后有虞集、柯九思、

评元顺帝至正初年的奉使宣抚

元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顺帝妥欢贴睦尔诏命24名政府官员分赴两浙江东、江西福建、江南湖广、河南江北、燕南山东、河东陕西、山北辽东、甘肃永昌、海北海南广东与京畿等十道,及云南、四川两行省、宣抚民众,史称奉使宣抚。这是元顺帝在位期间为挽救统治危机所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奉使大臣如此之多,宣抚地区如此之广,这在元朝历史上是仅见的。与以往的检括户籍或经理田粮不同,这是一次全面的综合性的社会治理。元顺帝在诏书中明确宣布了这次奉使宣抚的任务:“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默陟,……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百姓们对奉使大臣的到来寄予很大希望。“传闻奉使之来,皆若大旱之望云霓,赤子之仰慈母”。“輶轩未出国门,而四方万里至于海隅。

元顺帝与宋恭帝关系考辨

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是元朝末代皇帝,宋恭帝赵显是南宋亡国之君,二人既不同族,又不同朝,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从元末以来,不少学者钩沉发微,得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元顺帝原来是宋恭帝的儿子!如果这只是骚人墨客的游戏文字,自可置之不论,令人惊讶的是,一向以治学谨严著称的清代史学家万斯同、赵翼、近人王国维等人,竟也推波助澜,极力证明此说不诬。建国以来,只有中央民族学院的王尧教授发表过《南宋少帝赵显遗事考辨》一文,指出此说荒诞不经。王文虽然搜罗宏富,但其结论仍有可商兑之处。

元顺帝北逃之地理与政略——以刘佶《北巡私记》为中心

刘佶《北巡私记》记载了元顺帝北逃的过程,以及该过程中北元中枢政权政略的大要。依托该书记载,元顺帝北逃有三个地理节点:京畿、上都、应昌,随着重要地理节点的失去,元顺帝的复国梦想也随之破灭。元顺帝北逃时期的政略具有应激性与消极性的特点,且将领中失败情绪蔓延。与明朝北伐的战略战术及高级将领的主观能动性相比,元顺帝北逃后处在政略与军略的双重弱势中,这在客观上为明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元顺帝时期的士人政策

展龙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撰文指出，顺帝时期对士人政策的变革是较为有限的，亦正因如此，顺帝“文致太平”的汉化道路注定不会走得太远。但对于广大士人而言，此期的士人政策却影响至巨：一方面，有限的士人政策使士人群体能够在一种相对自然的状态下得以生存和发展，并在文化与政治之间选择自身的价值取向，从而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践行传统士人所崇奉的道德准则。

元末顺帝时期“三农”问题研究

元末顺帝时期,政治腐败,"三农"问题突出,主要体现在农民生活困苦、农业生产落后、农村管理混乱、村社组织涣散等方面,腐败不堪的政府施政失败,导致了"三农"的相关政策执行不力,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直接导致了元末经济的崩溃,同时激发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速了元朝的覆灭,还对明初的相关政策措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

唐末至明初是西安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本文考证澄清了与此相关的几个基本问题:(1)唐末韩建改建新城时的职位是佑国军节度使;(2)韩建新城的所谓“内外二重”与唐宫城或外郭城均无涉,“内城”是指佑国军衙城;(3)唐皇城含光门的封闭与元代整修城垣的时间应当在元顺帝至正元年至二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