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发展与论争

理性选择理论以韦伯的"工具理性"和"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以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为起点,考察政治领域的各种政治行为,构成了现代政治科学的一个主流理论。然而,由于过于追求理论的简洁性,理性选择理论忽视了诸如制度和文化等制约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从而陷入到理论驱动而非问题驱动的问题之中。实际上,在理性选择理论发展和争论的过程中,随着"理性"概念内涵的不断扩充,现在的理性选择理论已经可以把文化和制度因素纳入其中,构成了一种以个体工具理性为基础,同时亦能考察个体"价值理性行动"的综合性理论框架。如今,在争论中发展起来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三大理论范式之一,还为学界推动人类行为与制度研究的整合性问题提供了思路。

论反恐法制理性主义因素——以韦伯“形式理性”法理论为视角

理性、理性主义、形式理性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理性注重可预测性,理性主义注重主体性,形式理性则是一种逻辑化的思维模式。反恐法制作为所有反恐法律的总和具有形式理性,但其理性是片面且自负的,片面在于对宗教、道德、实践与传统智慧的忽视,自负在于其并不能保证法律自身的实质合法性和正当性,缺乏自我审视,过分敌对恐怖主义。因此应倡导一种全面充分的理性,以此来构建合法合理的中国反恐法制。

最高阶原则的正当性:一致性同意

在原则空间及其关系属性给定的前提下,最高阶原则的正当性是由理性的一致性同意所赋予。然而,理性多元主义事实使得一致性同意看起来成为不可能。但这是因为人们依然局限于从同质性视角理解一致性同意所导致。因此,如果人们从同质性视角转向聚合性视角来理解一致性同意,那么一致性同意就是可能的。据此,最高阶原则的正当性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