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先买后付”信息纳入征信系统的国际实践与启示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及消费主义浪潮的勃兴,近年来,“先买后付”(BNPL)作为一种消费信贷类支付方式在全球方兴未艾,在我国同样呈现较快发展趋势。在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将先买后付纳入征信系统有利于构建良好、健康的普惠金融生态,帮助有普惠金融需求的群体建立信用记录,并帮助其全面画像。因此,艾可飞、益博睿、环联等国外征信机构均已将先买后付信息纳入其征信体系,部分国家(组织)已将先买后付业务及其信用信息共享纳入监管。我国在将先买后付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及进行监管两个方面均处于空白状态。本文对国内外先买后付市场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挖掘先买后付纳入征信体系并进行监管的国际经验,并就我国应如何将先买后付信息纳入征信体系并进行监管提出建议。

宅基地使用权先买权的制度逻辑与法律适用

在宅基地“三权分置”背景下,宅基地使用权经转化后转让的制度经验逐渐成熟,一方面要求对其权能扩至处分权能,另一方面也对有关权利、制度供给提出了需求。宅基地使用权先买权具有平衡宅基地经济价值与居住保障功能的制度张力,该权利设立的正当性在与既有先买权的典型规范、制度目的比较分析中得以证成。该权利为法定先买权、形成权,对第三人具有法定对抗效力,权利主体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利人依出卖人“事后通知”,在知晓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后,有权在通知期限内向出卖人做出愿以同等条件购买的单方意思表示。在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中,同种先买权竞存与不同先买权竞存应按照差别化原则处理。

论先买权若干问题

我国现行法缺少先买权普遍适用的一般性规定,与先买权有关的许多问题尚不明确。先买权应为物权取得权,依是否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可以分为物权先买权和债权先买权。我国制定物权法时,应把物权先买权作为特殊物权加以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新股先买权规则探析

《公司法》第34条对股东新股优先购买权的规定较为简略,修订草案第223条仅对现行法第34条的分红与增资规定进行了拆分,并未对增资时股东新股优先购买权规则进行细化,实务中就有限责任公司新股先买权产生了颇多纠纷。本文基于公司法第34条的解释阐明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时股东新股先买权的性质、适用条件以及权利行使的方式,明确适用的前提是外来资本进入的情形,内部增资时仅可参照适用该条款。另外,本文从民事权利的角度对新股先买权的行使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并且理清新股优先购买权与股权对外转让股东优先购买权二者的差异,得出新股先买权不可被其他股东购买,也不得转让给其他人的结论。

先买权基础理论之探究

先买权可以分为法定先买权与意定先买权、物权性先买权与债法上的先买权。债法上的先买权是一种形成权,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物权性先买权则是一种物权取得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我国民事立法中规定的先买权应解释为债法上的先买权,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论侵害法定先买权

法定先买权作为财产权，可以成为侵权行业的客体。侵害法定先买权，是诣出卖人或第三人由于过错妨害法定先买权的实现，造成法定先买权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这种侵权行为的客体为特殊物权，侵权行为人可能是出卖人，也可能是第三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主观心理状态出卖人为过失，第三人为故意；违法行为主要指违反法律对先买权人的具体规定；损害事 实为先买权人优先于他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机会的丧失。侵害法定先买权，既可能由出卖人或第三人单独承担责任，也可能由出卖人和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对不动产先买权若干问题探讨

不动产先买权为优先权之一种，其性质为附条件的形成权。我国欠缺这方面的立法，有关司法解释亦甚少且乏明确。本文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不动产先买权的性质和效力、不动产先买权的竞合、不动产先买权在拍卖时的行使等问题。

先买权制度法律价值等诸问题的探讨——兼论先买权制度在未来民法典上的定位

先买权制度在民法典上的定位 ,由其自身的价值决定。本文分析了先买权在适用对象和行使条件上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 ,对先买权制度的价值提出疑问。目前我国民法上先买权适用范围失于宽泛且欠明确 ,缺乏可操作性。

清末紫阳司法档案中的先买权案件研究

田宅的亲邻典主先买权制度,在宋金元时期已很成熟;考察清末民初的民事习惯,这一制度似乎仍在行用且行用较彻底,但在清末的陕西紫阳县,却颇淆乱。对这类争讼,紫阳知县有的受理,有的不受理,有的虽受理却委托保约处理,甚至有知县声称清朝买卖田地"并无先尽户族承买之例",更有声称在清朝"卖业先尽亲房,久干例禁"者。缘在亲邻典主先买权常被人作为卡勒业主的理由,故清朝有地方大员以此为由,要求禁约亲邻先买习俗。由此可见,清朝虽有此习俗,但无此法例;虽有条禁制,知县们却并不着意实行,不见因此而被定罪、杖责者。

先买权法律性质研究

民法学界对于先买权的性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形成统一的立场,这对于严谨民事权利体系的建立,实现其具体规范功能殊为不易,因此,作者通过本文的论证,力求将先买权的法律性质清晰准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首先区分了先买权行使的常态和异态,以此对先买权的应然涵义做一界定,接着对关于先买权法律性质的诸学说予以介绍和评析,从而提出了将先买权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形成权是最为准确的定性,最后,具体分析了先买权法律性质的作用机理。

物权法共有人先买权制度之检讨——共有人先买权发生模式的比较研究

共有人先买权发生的制度模式有法定制和约定制,物权法就按份共有人先买权采纳了法定制。但从比较法角度和制度功能看,按份共有人先买权均宜采约定制。共同共有人先买权在《物权法》射程之外,但当共同共有关系消灭,原共有人转让其分割所得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时,考虑到原共同共有的特性,赋予其他原共有人法定先买权,似乎更为妥当。

房屋承租人先买权的对抗力及损害赔偿研究

我国《合同法》对房屋承租人的先买权虽有明文规定,但对其法律属性、行使方式和效果未明确。仅有的一个条文不足以应付实践中的利益纠葛,理论界也争议不断。本文认定先买权为形成权,仅具债权性效力,对第三人不具有对抗力;出租人违反通知义务应承担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责任,赔偿范围为履行利益,除第三人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手段侵害先买权外,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但此种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需严格,实务中更应谨慎。

试论我国先买权制度之完善

先买权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是一种普遍的民事法律制度 ,但先买权制度的基本内容在各国立法上有不同的体现。我国先买权制度规范散见于多部法律之中 ,且在内容上极不完整。国外先买权的标的以不动产为主 ,我国现行立法仅有房屋承租人先买权以不动产为标的 ,没有构建起土地上之先买权体系。

先买权法律效力研究——兼论对先买权人的法律救济

先买权法律效力问题的起算点和逻辑起点都在于先买权的行使,先买权的法律效力直接体现为先买权人和义务人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先买权的法律效力体现为两个层次:其一为先买权行使所引发的合同之债的效力,其二为先买权行使所引发的物权变动的效力。对于先买权的法律救济,主要体现在对于先买权人利益的保护方面,作者认为债权法上的救济具有局限性,同时提出可以采用物权法意义上的公示作为保护先买权人利益的对策,具有债权法上的救济所不及的特有的功能。

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官方法律与乡土习惯——以“亲邻先买”、“亲女不分遗产”为例

自清代以降,不动产物权的变动所依赖的规则,逐渐从乡土习惯,转向现代化的物权法。然而法律确立其主导地位的过程并不轻松。个别乡土习惯如亲邻先买、亲女不分遗产等,在今天依然顽强地存在着。以这些习惯为切入点,从静态的文本到动态的纠纷,展示它们与现代法律的冲突与纠葛。

古代不动产亲邻先买权的经济分析

亲邻先买权制度在我国古代以法律和习惯形式长期地广泛存在。国内的经济史学者异口同声地认为这一制度是“封建的” ,妨碍了土地的自由买卖 ,进而也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但通过经济分析的方法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房屋承租人法定先买权制度之取消与不采论

先买权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中一项普遍的制度。我国《合同法》等有房屋先买权之规定。学者们对我国物权法是否需要采纳规定房屋承租人享有法定先买权等一系列优先权制度的争议颇为激烈。无论从房租人法定先买权之立法背景、价值取向度、法律构建、实证与实效等方面来考察,还是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精神、立法上的利益平衡机制等方面来进行分析,当今的房屋承租人法定先买权制度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立法上应取消《合同法》等关于承租人享有法定先买权之规定,物权法的制定也不应采纳承租人享有法定先买权的立法建议。

土地先买权研究中的四点商榷

关于土地先买权,学界已多有研究,但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这主要体现在土地先买权对宗族发展的影响、它是否有利于土地经营管理、能否被视为乡族对私人土地拥有部分所有权、能否损害出卖人利益等四个方面。由此入手,在整理文献资料和总结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可以认为:土地先买权对宗族发展并无太大影响;有利于经营管理的说法应区别对待;它不能被认为是乡族对私人土地拥有部分所有权;也不能损害到出卖人的利益。希望以此引起更多的争鸣。

论共有人法定先买权

无论在美国法上还是在德国法上,先买权总是相对于第三人的一种特权。其配置之基础,绝非对于共有关系之简单否定,毋宁是在促进经济利益最大化之目标下,寻求单独所有与共同所有之间的平衡。从立法论角度考虑,使优先购买权具备形成权性质,更有利于立法政策之贯彻。"物权效力说"与"债权效力说"之争论是一场围绕伪命题的争论,至于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究为对人的优先购买权抑或对物的优先购买权,则是一个依立法政策为转移的问题。

先买权制度之法律思考

先买权制度,在常态下,只要出卖人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无须"激活"先买权,先买权制度的目的即有望实现;而在异态下,出卖人未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只有当先买权人积极行使先买权,先买权制度的目的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