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后江苏地区先儒从祀文庙研究

江苏地区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处于太平军的核心统治区,由于战争和宗教信仰的原因,其地绝大部分文庙被焚毁。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廷首先着力兴修文庙,江苏地区文庙也得以重修。江苏地区先儒在这一时期得以从祀文庙,可以在春秋丁祭典礼时供士人观瞻,从而成为江苏地区官方教育士民的象征符号。但在外来势力和内部动乱的冲击下,清廷统治已然式微,其妄图通过文庙从祀这一象征符号来达到维系士人信仰之目的亦无从实现。

以乐为之骨子——船山乐论对先儒的继承和批判

“乐”是儒家最为重要而独特的情感范畴、审美范畴之一,君子必乐。船山提出圣人“以乐为之骨子”,以“乐”为情感的根本和实质,其“乐”是内与外、虚与实在精神性与社会性上的统一。船山之学难以归约,其乐论本于孔、颜、孟子之乐,批判继承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家的思想;批评阳明阳儒阴释但又与之有所交集。总体来说,船山乐论是船山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均有所继承和批判,相较而言更倾向于程朱理学而又有其自身的特色。

先儒情感理论初探

先儒所论析的情有四种基本含义,即仁的个体心理表现,人生而固有的道德心理潜能,人生而完具的自然心理欲望,人心应物接物而生的心理反映。先儒研究情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是:联系人的本性和日常实践,联系仁义礼智诸种伦理道德原则来把握情的根源和实质。先儒提出的情感理论,具有十分深远的美学意义,这表现在它塑造了汉民族情感的心理结构,开启了中国美学史的中心线索建立了中国古代美术的美学原则和批评规范,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艺功用学说的基础。

从《周易正义》论隋唐统一南北学的解释策略——以“先儒”和“诸儒”概念为中心

《周易正义》整合南北经说时,运用了“先儒”“诸儒”两个特定的概念。“先儒”多指称汉魏经注家,“诸儒”则多指称南北朝以后的义疏家。“先儒”的表达体现了《正义》对经学师承传统的追认,而“诸儒”的表达则彰显了《正义》在南北义疏之学中的解释权威。《正义》在采纳与批判“先儒”“诸儒”注疏的过程中,实际是将现实中南北学的分歧转化表达为一经内部注与疏的关系,在官修定说的语境下,协调了古今、南北,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架构起《正义》在经学史上的坐标与地位。

刘宗周的意本论及其儒学特质

儒学自孔孟创立到明末,几经兴衰,然而它却在各方面的冲击与挑战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它不仅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深层意识之中,而且广为世界许多国家和思想家推崇。这表明儒学必有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特质,为古今中外所共赏共求。本文即通过对刘宗周意本论思想及其形成过程的分析,展示其中蕴含的儒学特质。

赵芷荪先生覆本社同人书

学社诸先生公鉴牋问阔疏忽忽两年诸君子圭槷 先儒阐扬绝学前岁谬承以社长见属启霖因精神衰惫不获以时赞襄其间方深疚怍迭荷赐寄学报披诵之馀具见苦心(扌叜)

先进于礼乐章

前两次在此讲述『君子与仁』及『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因与先儒所解不同向来亦无此说不免起人疑窦其实并非立異缘我近两年来抄写论孟学庸多取朱子集註及刘止唐先生恒解对于先儒讲解精确处一句一字都不移易著实有可议之点为探求真理起见则亦未便附和雷同致失圣言本意今天讲述先进于礼乐章又与先儒意见颇有出入仍请诸公勿拘泥旧说为要按先进于礼乐章乃是孔子明示举贤用能的大经大法如何用贤贤者以何为先一齐包括在内昔人总说只是用普通礼乐遂把孔子用人的道理整个埋没了影响所及鱼目与

怀疑原则与自得精神——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思维方式初探

人们在探索未知领域时,在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矛盾时,使无知转化为有知,既需要运用物质手段,更需要正确的思维方式,在探索性认识中,思维方式是工具,是人们认识客体、思考问题时的固定方法的综合,是内化于人们头脑中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认识样式。如同正常人的个性呈现多元化一样,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复杂的,多层次的,这里存在着,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与非统治地位思维方式的区别,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学说由于统治阶级的反复倡导,儒家的经典具有宰制万态、牢笼百家的功用。举凡治国的道理、社会的准则、教育的内容、做人的规矩、科学的知识……都可以通过研读经书的活动得到权威的答复。“吾于是知道六经之道,

王夫之论中、和

中国哲学的不少概念,在王夫之哲学中都有着独到的解释。“中”、“和”即是一例。“中”,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始于《论语》:“中庸之为德也”(《雍也》篇)。以后,“中”成为《中庸》中的重要范畴。什么是中庸?历来说法不一。宋儒把“庸”解释为“平常”,把“中”解释为一种不前不后,不左不右的状态,影响深远。庞朴同志的《中庸评议》,以确凿的材料,证明了这种解释是谬误,所论精辟,分析透彻。只是对王夫之的论述注意不够,本文愿补充一些这方面的材料。

文庙从祀制度考论

所谓文庙从祀制度是指以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圣贤附祭文庙,从而彰显国家对孔子、儒学的尊崇。依照与孔子关系的远近和对儒学发展贡献的大小,文庙从祀可分为"配享"、"配祀"、"从祀"三个位阶。这一制度的形成,既有上古礼制作为依据,又有后代统治者及士人阶层的大力推动。从本质上讲,从祀制度代表了儒家道统的衍续,但政治势力特别是皇权的介入,使得这一制度本身体现出道统与治统的争斗与交融。

韩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产业化方向

以"脱近代"谈论的时代要求为基本立足点来探究韩国古代文学的文化论是有着现实意义的。如今的我们生活在文化产业的时代中,这一点从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文化产业"这一术语便可得到印证。正是基于此点,有必要集中探究韩国语文学中的古代文学如何进行文化产业,并揭示其方向性。以此为理论基础,用"韩国伽倻山先儒山水路"这一文化产业实例来具体说明以上论述的文化产业方向是可行的。

苏轼海南诗的艺术特色

苏轼的诗,"气魄豪迈,颇有李白概".现保存下来的有"四千多首",其中居琼三年,所写的也算不少.据苏轼《居儋录》(又名《海外集》)所载,苏轼居琼期间共写诗一百六十九首,散文一百二十八篇,辞赋五篇,颂十八篇,铭四篇,平均近两天写一篇(首).其弟苏辙(子由)对他在岭南的著作这么评价:"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之未达."又说:"东坡谪居儋耳,独善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哀惫之气."

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

龙昌期是北宋四川地区的卓越学者和思想家,曾“名动士林,高视两蜀”、“缙绅之流,靡不推服”。他的论著,除主要阐释儒家经义外,兼及道、佛及诸子之学,思想活泼,不受羁缚,观其会通,能探隐(?)。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诸书所载,他的论著凡二十余种、百余万言,他辛勤的一生是在读书、写作、授徒、讲学中度过的。由于他的治学认真,有创辟见解、议论很不平凡,不免“排斥先儒”,轻议《六经》,

薛瑄性说简论

薛瑄在明代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性说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黄宗羲在其《明儒学案》中,将薛瑄的思想概括为“以性为本”是有道理的。薛瑄的性说,虽然是继承了程朱的旨意,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经史分合与《疑古》《惑经》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著有《史通》一书,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古代史籍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系统地叙述了历代史官的建置和史书的编撰。其中《疑古》、《惑经》两篇,对他认为是孔子所作的《尚书》、《论语》、《春秋》提出疑惑,显示出刘知几大无畏的反传统精神。为什么刘知几敢于对圣人及其所修经典进行在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大胆尖锐的批评?其中缘由很多,但是,他能在初唐“不拘守先儒章句”

吕祖谦论学习方法

为了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质量,总结和汇集他们的学习方法,本刊自1991年第一期起,设置了大学生学习方法专栏,竭诚欢迎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给予热情的支持,踊跃投稿。

读《字诂义府合按》札记

《字诂》、《义府》,清黄生所撰,分别采入《四库全书》之“小学类”与“杂家类”.后其族孙黄承吉加上按语,合刊为《字诂义府合按》.黄生,字扶孟,别号白山,生于明朝天启年间,差不多与顾炎武同时,而比高邮王氏早一百多年.其名气虽远不及顾、王二氏,然观其书,不觉叹为观止,正如黄承吉后序中所说“乃实有见于声与义之相因而起,为从来先儒之所未明”,“其于声音之道,为汉、晋以来诸家所无通贯之造境.”于是细读此书,写下这篇札记,先述其学术成就,再论及其治学方法.

怨在古人 冤哉古人

前些年,舆论界闹腾过一阵“正名”热。有家大报曾做翻案文章说,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倘不消除“苦”与“死”的根源,无异于草菅人命;“大公无私”根本不可能,“无私”,何以要工资,要住房,要讨媳妇……。

黄宗羡教学观窥探

黄宗羲的教学观,既见诸《学校》、《取士》(《明夷待访录》)等专论,更散杂于传状、碑志、杂文、书、序等各类撰著之中。这些见解精辟的一家之言,以黄氏讲学甬上、海昌、语溪、越中、姚江等地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系黄氏学术成就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与他在经史、典制、天算、水地、诗文诸方面的贡献一样,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一笔遗产。本文试从微观角度。

“继善成性”说的两种含义

凡论及人性,必须回答人性的来源及人性与与物性的区别。宋儒论性,大都继承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先验道德原则,主张人性是与生俱来先天具有的。船山之性论,立足于其天道自然的气本论立场,主张人性是阴阳之气凝聚而成的人的形质所具有的属性,提出“继善成性”的人性来源命题,从而显示出不同于宋儒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