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圣经先知书中的“上帝”

一般认为,基督教摒弃了犹太教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普世思想。但是这种笼统的看法忽略了犹太教后期发展起来的"第二以赛亚"思潮。"巴比伦之囚"后的以色列,发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观、民族观和上帝观,圣经先知书充分勾勒出了这两种观念。比较这两种思潮,不仅有助于发掘基督教普世思想的源头,对犹太教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而且对当今世界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与宗教冲突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评价。

希伯来先知书的文学特质

希伯来先知文学是古代希伯来先知运动的直接产物，在内涵品性上，表现出明显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结合；在思维取向上，它通过塑造未来时态中的第二现实（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来达到对现时世界的独特认知；在文本策略方面，先知文学采用了神谕的特殊形式，并藉助异象这一独持的艺术手法，有效地实现了希伯来先知的文本意图。

关于《圣经·先知书》文学的几个问题

《圣经》中的《先知书》,主要是指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五世纪之间,以色列、犹太两部族始而分道扬镳,即而江河日下,终又先后灭亡时出现的一种文学。这种文学大量地对政治、社会、宗教等时弊进行多方面针砭并申述新见,有很重要的历史文献意义。而且它们多是议论、抒情同叙事相结合,善用比喻、寓言和韵文故事展开说理,作品兼有史实、传说、神话、诗歌和谣谚,语言精要、哲理性强、庄重威严又活泼多姿。象中国先秦诸子的散文一样,《先知书》是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本文先就《先知书》中的先知、作品的背景、构成、作者及中心人物情况,陈以管见,唯期讨教于专家、学者。至于《先知书》文学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丰富多彩的文学表现技巧,容以另文再叙,

民族的哀怨和忏悔——《诗经》变风变雅与以色列“先知书”之比较(下)

当我们试图通过变风变雅与先知书的比较来探寻中国周代社会末期和以色列王国衰落时期的一代文化精英救国方略的时候,我们发现,恰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两个民族的文化精英表现出了很大的距离。

民族的哀怨和忏悔(上)——《诗经》变风、变雅与以色列先知书之比较

关于《诗经》中变风变雅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毛诗序作了如下表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的诗谱序认同了这种说法,并使之更加具体:“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对于此说,学界虽有异议,但并无有力证据加以否定。

先知书中关于财富的伦理——以《阿摩司书》为例

本篇论文主要通过分析《阿摩司书》中有关财富的经文段落(2:6-8;3:9-11;5:7-17;6:4-11;8:4-8),以概括总结出经典先知书卷中关于财富看法的一般伦理。财富应该正当获得并用于使人获得自由、独立的有益事业中;而不应该通过奴役抢夺他人而获得,并使用之作为奴役他人的手段。笔者认为,这至少是先知书卷中关于财富伦理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由此,笔者提出与巴滕(JohnBarton)关于旧约伦理中个人财产所有权看法有所不同的见解:先知书卷中有关个人财产的伦理原则的根源,可能主要不是来自于《创世记》的传统,而是来自于《出埃及记》中的传统。

政变、改革与文士活动:论《塔纳赫》前先知书的反王国书写

以色列民族曾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了君主制王国,并一直延续至公元前六世纪。以专制君王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对该民族旧有的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态与宗教仪轨带来了巨大冲击,代表保守政治与文化力量的社会群体被逐步边缘化。在公元前七世纪后期的犹大王国,一股名为“国民”的政治力量以宫廷政变为契机,拥立幼主约西亚登基,并促使其推行一系列社会改革,企图恢复旧制。为达成这一政治目的,“国民”与耶路撒冷圣殿祭司群体联手,资助一批犹大文士创作了包含大量反王国书写的历史文学作品,为其改革摇旗呐喊。然而,约西亚的意外死亡却使得犹大王国迅速沦为古代近东列强的傀儡,改革被迫中止,失去了资助与动机的犹大文士遂终止了其文献创作活动。

《约拿书》的游戏特征

文化游戏理论是较为新颖的一种文化理论,它探讨文化中存在的游戏因素。在文学中,它指一种伴随行动的高扬而紧张的情感,继之以欢笑与松弛;它通过没有理性、不合逻辑的狂热夸张来产生惊奇效果;又指节奏与韵律。《约拿书》的情节即突出表现了这些游戏特征,它的人物也独具魅力,它像个处于游戏状态的孩童一样坦诚天真,毫不遮掩地将自己全部展现给人们。

古犹太先知文学散论

古犹太先知文学散论梁工先知运动始末为深入了解古犹太先知文学，有必要首先弄清先知运动的来龙去脉，因为蔚为大观的先知文学本是先知运动的产物，是阿摩司、以赛亚、耶利米、哈该等人在先知运动中的言论汇集。旨在以先知学说教诲民众、革新宗教、改良犹太社会的先知运动...

先知:“希伯来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

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正如西方文化植根于“两希”传统——希伯来文化和(泛)希腊文化一样,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同希伯来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人们在反思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今日知识分子问题时,总会提及西方知识分子和希伯来知识分子,并加以对比。例如,有些同志就认为:知识分子在知识追求和创造的领域里,同时构造了对于价值、真理和正义的自我评估、独立思考和深层洞见。因而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往往还是文化价值方针的引导者,维护正义和抵抗恶势力的社会良心。

希伯来文学简介——向《旧约全书》文学探险

一、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古代希伯来人属于闪族的一支。它在公元前三千纪时游牧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草原。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即公元前十五、十四世纪时,向西游牧到了叙利亚,再向南侵入迦南,就是后来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掠夺那地区的农业部落和城市。当时的叙利亚人和迦南人把入侵者叫做“希伯来人”,意思是“从河那边来的人”,“河”指幼发拉底河。游牧的希伯来人比较强悍;迦南的原住民文化较高而性格较为柔弱,加上它是由不同部落所组成的。

古犹太启示文学简论

启示文学是古犹太文学中最富民族特色的文类。它篇目繁多,内容复杂,意蕴深邃,技法新奇,为世人展现出一个五彩斑斓、光怪陆离的艺术天地。“启示”一词(apocalyptic)来自希腊语apokalupsis,意谓“天启、默示”(revelation),或“揭示、显示”(discolsure)。这是个形容词,用以限定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一类作品,或说明某种宗教现象的主要特点。这个术语迄今尚无统一的定义,常被人从不同角度理解和引用,以致造成解释和应用时的相互矛盾。一些学者主张,它特指一类揭示性文学(revela-tory literature),即启示文学(apocalyptic lit-erature),其作者宣称文中传递了来自上帝的信息,其文体有某种特定的叙事结构,以及某些独到的特色,诸如签署虚假的作者名字,描绘离奇古怪的形象,耽于对末世、阴间、数重天的幻想等。另一些学者较多地注意到“启示书”文献(apocalypses)的精神特质,主张“启示”并不说明专门的文类,而表示一种宗教意义,它专注于对正常时间或历史之结局(即所谓“末世”)的研究。还有人写出论述“

试论圣经的神话结构

(一) 圣经的篇幅不算十分浩繁,但内容却非常丰富,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古代希伯来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正因其内容复杂多样,许多人对它是否具有统一性表示怀疑。圣经到底是不是一部统一完整的书?对此,目前国内学者中两种看法都有。神学界传统上一般否认其中存在任何矛盾,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

浅论犹太教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犹太教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明显的世界性。犹太教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具存及其对立统一,既是比大教的根本特征,又是犹太教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犹太教的民族性,既是犹太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是维持其民族团结的主要纽带,这种民族性体现为浓厚的民族历史色彩;鲜明的现实性;顽强的抗争精神;强烈的保守性。犹太教的世界性是被犹太教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这种世界性表现为上帝创世说的宗教世界观;强烈的世界“一神”信仰;耶和华“救恩”的普世化。犹太教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这种矛盾的统一,是“神学的广度和热爱本民族精神的奇异的结合。”

《圣经》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述要

《圣经》中的文学包括着多种多样的体裁样式。按主要样式可作以下大体分期:(一)远古至公元前3000年间出现的神话。它产生于两河流域的氏族公社时期,主要内容是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解释;(二)公元前3000年间至公元前1100年间出现的民间传说。它产生于希伯莱人向巴勒斯坦游牧并定居下来的军事民主制的部落时代,主要内容是关于以色列和犹太两个部落联盟同邻近的异族斗争和相处的生活;(三)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600年间出现的历史人物传记和叫做“先知书”的散文。它们产生于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以色列奴隶制国家形成至衰亡的时期,主要内容是关于希伯莱人由盛而衰的历史记述;(四)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100年间出现的原始小说。它产生于犹太民族先后在亚述、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王朝、希腊等国统治下的时期,主要内容是关于教育亡国之民如何生存和斗争的故事;(五)公元一世纪至公元四世纪间出现的宗教故事。它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主要内容是揭露罗马帝国统治的罪行,反抗帝国野蛮镇压,宣扬“救世主”思想。

从《旧约》与《史记》的比较试探东方文学的一点规律

《旧约》是古代犹太教的经典,以后又成了基督教《圣经》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被罩上了宗教的神圣光圈,但实质上是古代希伯来民族的文献总集,同我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一样,都是历史与文学溶于一体的集大成著作,不仅是古代的民族通史。

《圣经》中的神秘主义特征探析

《圣经》(这里指希伯来语《圣经》,即《旧约》)的大部分内容,除了字面上的意义以外都有一个更为深刻的隐含意义,信徒们通过考察这些隐含的意义,可以窥探到上帝的奥秘。《妥拉》是一部记载了古代以色列宗教仪式的文本,其中记载的某些仪式具有一种特定的魔力潜能,可以在参与者的生命中产生一种活的力量。"先知书"里的预言,就其在先知著作中所呈现出的面貌来看,很难脱离一个神秘主义背景的假设来进行解释,这个背景包含在同上帝的直接联系中。在哈吉奥格拉法(文集)中,反映出宗教思想各个方面的内容——宗教实践和敬拜,令人震撼的上帝创世力量,对弥赛亚拯救以色列人的期盼以及正义的最终回报的图景。

圣经启示文学述论

启示文学是希伯来圣经中最晚出现的作品,发展、繁盛于公元前2世纪至后1世纪。启示文学的繁荣有着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就创作动机和社会效用而言,它们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从思想特质和艺术技巧上看,它们则直接继承了圣经先知书遗产,并从四邻诸族文学中汲取了丰富营养。启示文学的代表作是《但以理书》。

编后记

古往今来的西方学者如何理解"作为文学的圣经"?本辑卷首刊载了勒兰德·莱肯教授应本刊约稿而撰写的专文,推荐一读。长期以来,诺斯洛普·弗莱的圣经批评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广泛,而读者从本辑中却能听到罗伯特·奥特教授的质疑之声,认为那种批评以某种形式恢复了基督教的取代论,将希伯来经典从其复杂多变的特定实现方式中分离出去,是一种有失科学的态度及做法。接下来,梁工的《多元化圣经批评的当代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