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度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先秦两汉遗存考古调查简报

2021年9月至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西藏民族大学、巴塘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对巴塘县境内的金沙江干流及昌波曲流域的先秦两汉时期遗存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调查复查了扎金顶石棺墓群和架炮顶石棺墓群;同时新发现了锐哇村石棺墓群、纳交遗址、夏贡村遗址等10处文物点,采集了一批典型陶器、骨器、石器标本,对研究金沙江上游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先秦两汉时期遗存及石棺葬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前四史先秦两汉人物自立自信自强人格品质研究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记载先秦两汉众多人物自立自信自强人格品质。修身自立的先秦两汉人物既有优秀的帝王也有崛起自平民中的优秀分子。修心自信的品质主要表现为“自恃自知,知人善用”“不惧磨难,自知坚毅”。修业自强的品质主要表现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运筹帷幄,沉着冷静”“折而不挠,终成大业”。发掘和弘扬自立自信自强品质,有助于当代大学生的自我成长,有助于家庭教育不断改进,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礼器、德行与俗世追求——先秦两汉金玉观之变迁

先秦两汉时对金玉的理解,呈现为三种指向,体现了三个历史阶段的思想、风俗变迁。商周时金玉是仪式性礼乐制度下的重要表征符号,是在祭祀、宴飨等重要仪式中,用以标识身份尊卑与礼仪秩序的礼器;在此基础上,周代的金玉进一步被人格化、伦理化,成为了君子比德的象征物,强调君子内质之美。在两汉,金玉被大量用于展示俗世生活的富贵气象,其修饰对象下沉,成为了彰显世俗富贵的最佳展示物;随着汉代时期求仙思想的普及,金玉亦成为了仙界的表征,常被用来形容仙物或仙人居所,还被视为可使人长生不老的成仙之物。先秦两汉金玉观经历了从用作礼器、君子之德的象征再到展示世俗富贵和仙界的变化。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一是由于礼乐制度崩溃后青铜文明衰落,伴随着铁器制造技术的兴起和发展,黄金开采的增加与商品流通的加剧,金玉越来越被视作财富的代表;二是在冶金、炼丹技术的发展下,人对金玉的特性有了新的认识,认为金玉有使人长寿、长生不老的功效,因而将其“仙化”。

先秦两汉文学史书写间的古典“诗人”精神——郑振铎与台静农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专著对比

“台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虽未竟篇,但在我所见的中外同类著作中,没有比台先生更具‘性情’与‘见识’的作品:如果我们肯定文学史为一‘有生命‘之书写,则台先生的著作分明贯串以古典‘诗人’的精神,乃一真正的‘诗人之作’、一符应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特质之作。”[1]这是负责编校整理台静农中国文学史讲义稿的何寄澎先生对台静农先生的评价。古典“诗人”在此,并非从事诗歌创作的专业人士,而是“怀有诗性,特具性情、襟抱,明执是非、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颗闪耀的星子,台静农先生与郑振铎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专业的素养、劲道的笔力、独特的史观著书中国文学史,为近代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增添别样的光彩。聚焦先秦两汉文学史,两位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与《中国文学史》古代篇中的书写各有千秋与侧重点,两相镜照,从文学史分期、文学史书写重点与内部叙述特色等方面来看,均值得细加比较研究,以此洞悉文学史书写之要义,弃泛谈史实之风气。

先秦两汉简帛医书中和思想探析

中和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从先秦两汉简帛医书中有关生命之气、天人关系、妊娠安胎、疾病治疗等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早期中医药文献中已蕴含中和思想。“摄气致中和”从“气”的角度出发,通过“药气归中”“节气以和”的方式达到人体的平衡和谐;“天人需中和”以“天人关系”为维度,遵循“环境需中”“时间需和”的法则,追求人体与天地的和谐;“母胎安中和”谓子母一体,孕妇遵守“母胎为中,静安为法”“母胎皆和,舒乐为要”的原则,能够母体安和,胎儿稳健;“治疗达中和”基于“不和”为病因认识上,提出“调和诸药”“治达中和”的方法,使人体达到中和的状态。从“摄气致中和”“天人需中和”“母胎安中和”“治疗达中和”四个方面探讨先秦两汉简帛医书的中和思想,以期促进中医药文化溯源研究,为中医药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研究提供文献上的支持。

先秦两汉的文学身份批评及其发生

身份批评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学批评方法。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主体身份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开始从创作主体的职官、学术流派、地域、人伦等身份去阐释文学内容、题材及表现方法的形成。这不仅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文学“因事而作”这一核心观念所产生的文学的行为性质决定创作目的、主体的身份决定言说话语的内在逻辑,而且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同的身份具有不同的知识话语体系,创作时主体多种身份的参与会带来多种身份话语的融合。这一批评方法的产生,既与先秦两汉严格的礼乐身份制度所产生的强烈的身份意识有密切关系,也与当时的王官制度规定的不同官员具有固定的职掌、知识话语体系密切相关。

先秦至两汉时期竹文化生成略考

竹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涵盖于景观园林、建筑居舍、诗词歌赋、书画及器物制造等诸多方面,与中国劳动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通过对竹资源、建筑与景观园林、竹造器物和咏竹文学等层面进行竹文化起源和历史生成的考证,认为竹文化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秦汉之前是其萌芽时期,直至两汉时期开始得到儒家、道家推崇,逐渐融入到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其内涵,奠定了后代文人墨客的狂热化追求。从“自然之竹”到“人文之竹”,竹文化生成对华夏文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族文化追求取向与价值择取标杆,为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建设提供了标志性、地域性和民族性标识,同时对民族本土文化信仰体系与文化传承均具有重要启示。

先秦至两汉时期席镇的功能流变

先秦至两汉时期席镇的造型变化较大,从半球型演变为虎、豹、羊、鹿、熊等圆雕型,反映了古代具体实用器在意义附加与功能拓展上的一些规律。本文认为,镇从春秋时期的几何型发展到汉代的圆雕型,显示出汉代日用器物的世俗化转向,其功能亦发生了由单纯装饰功能到反映汉人炫耀心理及豪奢思想的转变。

先秦两汉时代呕吐病证的文献梳理与研究

呕吐作为常见的中医病证,在先秦两汉时代即已被医家们所认识,其思想成果主要体现于《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之中。为掌握该时期医家对呕吐的了解情况,笔者从释名、病因病机、辨证论治3个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梳理总结,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指导依据。《黄帝内经》中可见中医对于呕吐的最早记载,述其定义,定位于胃,认为外邪侵袭、饮食失宜、失治误治是呕吐的主要病因,脉诊、望诊、分经论呕以及针刺治呕是辨证论治方向;仲景则以六经辨证论外感呕吐,以脏腑辨证论内伤呕吐,补充发展了《黄帝内经》的呕吐理论。这一时期有关呕吐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为后世医家的发挥奠定了重要基础,起到了划时代的示范作用。

先秦两汉简帛医书“心”相关理论探析

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先秦两汉简帛文献的出土及释读,为中医药理论起源及疾病发生、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本文通过总结分析现有已出版的秦汉简帛医学文献中有关“心”的内容,发现秦汉时期医家对“心疾”的认识,无论是在疾病的名称、发病的原因还是疾病的防治等方面与以前的认知相比,均有了极大的提高,尤其发现秦汉时期医家在治疗方面大量应用“养生法”,为我们现今防治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及方法,值得借鉴。

天文、人文与文章:先秦两汉之“文”的美学意蕴

中国古代“文”的内涵复杂,其在先秦两汉时期的表现主要概括为天文、人文与文章三个层面。就天文之“文”而言,它指自然万象及背后运行的宇宙之道的绚烂呈现;就人文之“文”而言,它指被礼仪章程规范的“守礼”之人的行为、情感和言语的雅化,此内涵进一步被“文质”范畴拓展和深化;就文章之“文”而言,它既指学术和文学创作,也指创作过程的特质,即对文饰的重视,由此导向了后世尚“丽”的审美观念的生成。

论先秦两汉文献关于琴作为礼器在周礼中的使用

在周礼中,琴同其他乐器一样,不仅被用于演奏音乐,在演奏以外也常作为礼器被使用。就今存先秦两汉文献所见,表现在这几方面:其一,琴与其他乐器一起构成天子、诸(公)侯、大夫、士配有的礼器体系,根据“以多为贵”的减等方法区分其尊卑级差。其二,琴与其他乐器一起构成可表示尊卑级差的礼器体系时,通过在具体演奏中琴与其他乐器的配合使用来表示礼节场合是否减等。其三,琴作为礼器,其是否摆设表示配有者是否有忧乐。其四,琴与其他乐器一样,作为明器用于丧葬之礼,先陈后藏,且只有其形而实际上无法使用。其五,琴可作为除丧礼器,即守丧期满后守丧者应该弹素琴以示除丧。这五个方面又反映出两点:其一,琴作为礼器的功能主要基于它的乐器本质,但不依赖于其作为乐器的演奏功能。其二,琴作为礼器,与瑟一起,是地位最低的士仅拥有的乐器,而这后一点奠定了汉代以后琴融入士人人格文化,形成士人雅琴传统的基础。

先秦两汉复仇风尚析

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复仇的态度不尽相同。先秦时期,复仇停留在相对自由的阶段,秦统一全国后以严刑峻法管控,一度使复仇事件近乎销声匿迹,而汉建国以来不仅承秦制,同时生活风俗方面带有先秦的烙印与痕迹,复仇在汉代也是较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因此,中国早期历史上呈现出以秦为分界两个复仇盛行的局面,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通过比较二者差异,能够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复仇习俗的来源以及对当代社会产生的借鉴警醒意义和文化精神意义。

先秦两汉时期热病、伤寒和温病概念辨析

通过对《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的分析,探讨了伤寒概念内涵及其与疫病的关系,解析了温病概念之滥觞,辨析了热病、伤寒与温病概念。指出热病并非必"伤于寒",而是有外感、内伤两种起因,外感方面,六淫皆能致热;伤寒与热病概念有部分重合,广义伤寒与外感热病概念常混用;温病概念与外感热病接近。三者都包括部分疫病。《内经》使用热病概念较多,《伤寒论》主要使用广义和狭义伤寒概念,温病概念在这一时期运用较少。

浅谈先秦两汉时期对消渴因机的认识

消渴病是中医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临床上以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为典型症状。消渴类似于现代医学的糖尿病,糖尿病虽然属于慢性内科病,但其危害性极高。早在先秦两汉时期,中医学就有了对消渴病的记载,而且当时人们对消渴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已经形成雏形,为祖国医学作出巨大贡献。文章对先秦两汉时期的主要中医文献(《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进行探讨分析,简略归纳出本时期对消渴因机的认识。

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迁及其政策分析

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商人分层呈多样化,素商、政商、儒商、黑商均占有一定比例,且素商居多。西汉后期至东汉,政商比例逐渐增大,且分层趋向单一化。这个趋势说明在封建社会,商业的发展不能完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前行,统治阶层在政策上的抑制或放任会随时影响到商业发展,继而影响商人的构成类型。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也会对统治阶层的决策产生影响,在这内外两种力量的交错影响下,商人分层也会随之改变。

先秦两汉时期疫病治则治法浅析

先秦两汉时期,医家认为疫病主要具有发热、脏损、谵狂等证候特点,提出泻热、解表、存阴等原则,采用汗下、外治、火法等,总的思路为扶正祛邪。张仲景运用清热之法多兼利湿、养阴、凉血等,而后世则尤为强调清热解毒。秦汉时期实阴方法不多,后世对此有所发展,提出了养阴解表、养阴清热等法,吴有性、叶天士等坚持治疗疫病必重养阴的原则。下法主要用以攻逐病邪,有寒下、温下之分,可通腑、逐瘀、逐水等,兼有泻热之功。火法治疫有一定争议,但若使用得当可温阳、散寒、解郁,治疗多种热证。总之,这一时期奠定了疫病治则治法的基础,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先秦两汉时期地质灾害的时空分布及政府应对

先秦两汉时期地质灾害种类多样,发生频繁。先秦发生地质灾害35次,西汉发生地质灾害59次,东汉发生地质灾害120次。这些灾害在年际分布上具有频发期与稀少期相间的周期性;在年内分布上存在着季节的不平衡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区域的差异性。地质灾害的发生、发展有其自身复杂的规律性,并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长久性、复杂性、破坏性的严重影响,这使得统治者对其极为重视并积极实施救灾、减灾、防灾政策加以应对。探寻先秦两汉时期地质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总结历朝政府应对灾害的功过得失,对当今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先秦两汉汉语

论先秦两汉汉语赵振铎一、这里说的先秦两汉汉语，指的是从有文献记载的殷商时代到东汉末年的汉语。就汉语史上说，这一时期是汉语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所谓上古时期。在此之前，汉语早已经存在，但是由于时代绵远，文献难征，一般讲汉语史的都略而不论。而是把这个有文字记...

先秦两汉讲史活动初探

中国是一个史学极为发达的国家,史籍多如烟海.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就说过:“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但在这发达的史学中,人们对形成众多史籍的记史活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却忽视了史学整体发展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讲史活动.事实上,在史学的传播过程中,讲史活动较之记史活动显得更为活跃,同时也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它常常是史学社会功能赖以实现的有效形式.因为无论是史学的鉴戒功能、道德教化功能还是素质教育功能,都必须以史学的广泛传播为基本前提.在我国,讲史活动发端于先秦,至两汉而渐趋成熟.笔者认为,先秦两汉的讲史活动按其性质的不同,有述祖性讲史、政治性讲史、传授性讲史与民间通俗性讲史四种类型.本文试对其进行初步探索,以求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