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法治观与大学生党员法治观念塑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不忘本来,面向未来。以奉法强国观、法治利民观、变法改革观、公正执法观、法治人才观等为代表的先秦法家法治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党员法治观念塑造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同时不断从传统法治文化中汲取给养,实现从治乱到治世、从利民到人民至上、从变法改革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刑无等级到严格执法等六个方面的继承与超越。

先秦法家法治主义的理论构造与现代省思

先秦法家的法治理论包含法属性论、法运行论以及法价值论三个部分。在“法”的属性定位上,法家认为“法”作为一种以赏罚为内容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成文规范,有助于强化君权,调动民力,以实现富国强兵之目标,因而是君主治国理政的必要手段。在“法”的运行层面,法家设计了“君—吏—民”以及“君—吏”两条法治运行路径,试图将包括君主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都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之中,并实现政治权力的理性化运作。在“法”的价值层面,法家着力阐述了“法”应具备的内在品格,包括法的公开性与可理解性、稳定性与内在统一性、社会适应性以及普遍性与权威性,认为这是法治能够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法家法治理论对当代法治建设仍有借鉴价值,但要实现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对接,还须经过三方面的重构与转化:君主中心主义的民主化转向,法律工具主义的主体性升格以及法律价值属性的现代性改造。

浅析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对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启示

先秦法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家法治思想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其中一部分,汲取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精髓,赋予当代法治建设新内涵,为当代法治建设寻找理论溯源,法家思想中的“法势术”、“不法古,不循今”、“法不阿贵”、“好利恶害”、“法布于众”等思想可以用于指导当代法治建设。但是,先秦法家思想具有时代劣根性,如“重农抑商”、“以刑去刑”、“以法为教”思想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因此,合理地分析借鉴良性思想资源,剔除封建糟粕对传统法律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现实意义。

先秦法家功利思想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演进

传统中国以术驭法而非以法抑术的政治实践,凸显了法家思想法与术之间的矛盾关系。那么,为何术能够替代法成为法家思想的主要实践形式?为何法的治理主张和精神未获承继,而势最终变成了君主专制之势而并非法治之势?实际上,先秦法家思想存在公共利益与君主利益两种不同取向,从而形成了结构性矛盾,厘清这两种取向及其结构性矛盾发展的脉络,进而解构其法、术、势的阐述,不失为解答这些问题的路径。一般来说,公共利益取向的法家强调道的客观确定性,认为应以规范促进共同利益,主张公共利益优先,强调君臣共治、法治为主,因此,势即法之势。而君主利益取向的法家则利用道的主观玄虚性,基于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的逻辑,主张君主利益优先,强调君主独裁和术治为主。这时,势就成为君主之势。申不害、商鞅、慎到等的功利思想虽然各有侧重,但在基本逻辑上体现着两种取向的结构性矛盾。作为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竭力融合君主利益与公共利益,化解两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达成了其思想在逻辑上的自洽。但是,在君主至上的传统政治实践中,韩非以道的主观玄虚性吸纳其客观确定性,实际上使得君利与公利之间的冲突更加凸显,从而使得君主利益处于优先地位。这就为法家侧重君主利益的论证与儒家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说融通苟合,进而为传统中国专制政治的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

论先秦法家的人性理论与领导心理思想

先秦法家对人性认识的基本点是“性本恶”。其思想内容有 :人的需要是推动其行为发展的动力 ,是管理的出发点 ;在追求满足个人欲望的时候 ,人们会违背礼仪和伦常 ;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 ,而对利益的追求是根本的驱动力和唯一目的 ;人性的善或恶是可以诱导的 ,管理者如何倡导是关键。法家将法、术、势结合起来 ,三位一体 ,形成了法家独有领导心理思想 ,并认为只有善于运用法、术、势的人 ,才可能成为理想的管理者“

《淮南子》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承绪与改铸

先秦法家思想对于《淮南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构建上。秉持圣王中心的历史观念,《淮南子》对于法家的君道观念多有承绪,并引用道家、儒家思想资源进行了修正。但总体而言,《淮南子》的这个努力依违于法、道、儒之间,表现出似是而非的特征和理想主义的倾向。

先秦法家领导思想:法、势、术领导力的融合新解

先秦法家领导力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家思想与儒家的礼制、仁政完全不同,强调以法为本的治国方略。法家后期的韩非提出法、势、术三位一体的管理思想,集法家之大成。本文基于法家法、势、术三位一体结构,融入团队建设的现代管理理念,提出定制度、树权威和纳人才三种基本领导活动,为达到有效融合,构建出一个由制度力、执行力、权威力、影响力、识人力和前瞻力六力组成的领导力一体循环模型,目的是从传统智慧当中寻求中国本土领导力的突破,从而防止陷入"蔽于法而不知贤,蔽于势而不知智"的领导力困境。

论先秦法家与依法治国

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不能等同于先秦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但是,从先秦法家到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变易之中自有其不变的思想内核。根据早期的学术文献,先秦法家是围绕着"治"的总体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理论流派与实践形态。为了实现"治"的目标,先秦法家强调了"法"的重要性。先秦法家提倡的"尚法"、"一断于法"、"以法治国",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因为,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同样是在"治"的总体需要下逐渐形成的理论与实践;与先秦法家一样,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同样是为了实现"治"的目标而强调了"法"的重要性。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旨在依靠法律实现国家的治理,它不同于西方的"法的统治"。

先秦法家“法治”施行观念及其现代价值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现代价值的挖掘,充分汲取中华法律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法家法律观念是中国历史上法律观念谱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种法律观念,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源头。对于法家法律观念,既不能简单地贴上现代法治的标签而加以缘附,也不能无视法家法律观念中的理性因素和合理成分。就司法制度的构建及运行而言,法家强调"治国理政者带头守法"、"法不阿贵"及"信赏必罚"等"法治"施行观念,可以经创造性转化之后,成为现代司法观念的组成部分。

批判与建构:先秦法家政治思想解读

先秦法家的政治思想虽有其不足,但蕴涵着深刻的批判精神和积极的建构意识,即对人治观念的深刻批判、对法律至上的热烈推崇、对政治腐败的强烈忧患和对政治改革的积极倡导等可资当代借鉴的资源。

先秦法家的术治思想与马基雅维利的术治思想之比较研究

先秦法家与马基雅维利基于人性恶的基础上,提出君主在紧握权力的前提下,必须具备高明的统治术和驭臣术,否则君主将不成其为君主。先秦法家诸子在向君主积极奉献治术的同时,也为君主设计出许多令人谈之色变的诡诈手段。马基雅维利为实现国家统一,向洛伦佐二世献上了他多年来苦心思索的研究成果。他极力倡导君王为达目的,可以采取一切必要之手段。从此,政治无道德论这顶"桂冠"扣在了马基雅维利头上。其实只要我们看看先秦法家诸子,尤其是韩非所设计的阴谋诡计,似乎也无多少道德可言。

论先秦法家的道德观

先秦儒法之争,主要体现为二者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法家对"德治"的批判和抵制,是以法治秩序替代传统礼治秩序的一次积极尝试。"汉儒批法"由于将"法"简单地定位于"刑",从而忽视了法家所固有的道德内涵。事实上,法家并不排斥道德教化在法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法家正是在变革传统政治秩序的努力中,表达出一种以"法"为基本价值准则的独特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念在与传统宗法道德的妥协中,固然强化了传统道德秩序,但也产生了诸多弊端。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先秦法家进化论及其近现代影响

先秦法家进化论以其"因时而变"的变法主张和"法今王"的政治取向,并贯之以清醒的人性论认识和功利务实精神,服务于当时各国企望"富国强兵"的改革实践。这一极具革命性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古代的循环时间观,与受基督教线性时间观影响的近代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存在某些相近之处。比较它们之间异同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助于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近代中国与先秦法家思想相结合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条件和原因;另一方面,有助于重新诠释和认识法家进化论的当代价值,以期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源自本土文化的助益。

先秦法家治国理政观的当代价值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的意义、现状与框架

发掘先秦法家治国理政观的现代价值,实现法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不仅能够深化对法家思想乃至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解,彰显中国哲学的内在智慧和魅力,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建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性和治国理政的中国模式。对于法家思想当代价值及其创造性转化的研究,国内学界起步较早,间有曲折,再度繁荣,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视角和方法逐渐多维。而海外研究则起步较晚、否赞交替,且不乏洞烛新意。完整把握这个主题,应当客观阐明先秦法家治国理政观念的合理内核及其理论缺陷,发掘其治国理政观念的现代意义,并实现其创造性转化。

论先秦法家的缘起及法家学说的文化价值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最重要的学术派别之一。本文探讨法家产生的纵向历史渊源和横向环境条件 ,论述法家学说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

先秦法家的司法公正观

先秦法家对法的论述具有概念性思维的特征,将公正、权利义务的明分、无私和善的内容嵌入了法的概念性内涵,且认为已经制定的法律应是完备而详尽的。刑无等级、不避亲贵、不别亲疏和功过、一准于法、禁止赦宥、禁止私议法律和法贵下断,是法家所主张司法公正的内容。公正的司法能定分止争,减少或防止纠纷的发生,能规范民众的行为、富国强兵、稳定社会秩序。

先秦法家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

法家先驱管仲,始祖李悝,主要代表人物申不害、商鞅、慎到、韩非等,在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一断于法',主张威权政治和强国弱民的基本认知。'一断于法'反映了法家的正义理念和崇尚'法'之权威的倾向。主张威权政治的重心在于对君权至上和君主集权的特别肯定和维护,在此前提下,法家代表为君主威权政治的构建和实施提出了驭臣治官的重要措施和策略。强国弱民是法家独特的价值认知,作为先秦时期变法强国的主要倡导者,法家大多有重农强国的愿望,因此,对农业的重视是他们的不二选择。此外,管仲、韩非等对发展商业兴邦也有独到的认识。与主张国强相反,'弱民'成为法家价值取向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控制民之言行,从而使民完全成为服务于君主的工具是他们的共识。法家代表的这些认知付诸实践,对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法治的理念、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等措施也有值得当今借鉴的成分,但由'一断于法'而衍生的'严刑峻法'从而达到'弱民'的治理理念则不可取。

从《韩非子》看先秦法家的治国思想

《韩非子》集中反映了韩非的政治观点。韩非对待民众、重农抑商、君主专制、以法治国、以术用人、思想控制等方面的言论,代表了先秦法家维护和加强君主专制的治国思想,具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从韩非“不法常可”、“世异而事变”的人类历史进化发展的思想,可以总结出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先秦法家政治哲学的时代性

先秦法家政治哲学反映了先秦法家的主要代表有关政治问题的实质、政治价值取向、政治理念的基本认知。这些认知在战国时代表现为变法图强、图霸,追求富国强兵。在帝制时代,成为统治集团治国理政、用臣治事的重要理论指导。在当今时代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先秦法家政治哲学中"为天下"的行政理念、"定名分"的规则意识、"一断于法"的正义观等,均有其重要的借鉴价值,值得扬弃后加以吸收,服务于当今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