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氏族之人”到“编户齐民”——试论先秦时期社会成员身份的变迁

夏商西周时期,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于“族”之中。这些族,夏商时期称为“氏族”,西周时期则多称为“宗族”。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人”“民”多混用无别,但两者的使用却出现了有所侧重的情况。“民”能够以地域为称,但并不以族为称,它所表现的是社会成员的地域特征,而“人”则可以表现其作为某族的血缘关系特征。社会成员间血缘关系的影响在削弱,而国家地域关系的影响在增强。社会成员身份的巨大变化是由氏族(宗族)之人,变成了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编户齐民”肇端于战国时期诸国授田制度的实施,到秦代则成为国家控制天下民众的最主要的制度。这种居民身份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先秦时期生态文化述论

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在中华大地上筚路蓝缕、开疆扩土、探索生态环境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早期阶段。在该阶段,中华大地优越的生境保证了先民的稳态延续,而先民在与纷繁的自然环境互动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生态文化。如钻木取火和刀耕火种提高了生计水平,治水保卫了生境安全,历法和节气提高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掌握,生态保护律法减小了对环境的破坏力度,专门的生态论著则使生态保护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等。而其中蕴含的敬畏自然、艰苦探索、遵德循礼、居安思危的生态理念维护了先秦时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些生态文化尽管历史久远,但是仍对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赋予了诸多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教育家精神:先秦儒家师道的文化内核与价值赓续

先秦儒家经典中的师道文化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特质和坚韧的文化内核,为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提供了厚重的文化注释和理论引导。教育家精神的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彰显了中国文人士子的教育情结,家国情怀、仁爱之心与弘道追求是中国文人气质的当代追求。弘扬教育家精神,要以文化为根基构筑为师者的精神家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师道智慧和精神滋养,从地方文化资源中挖掘教师文化特色。让教师在文化熏陶中不断提升自身素养;以伦理为基点涵养为师者的道德底色,强调教师的道德责任和职业操守;以专业为视点成就为师者的教育智慧,激励教师在专业领域不断探索和创新;以学习为支点赋能教师的精神发展,使教师在持续学习中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

先秦儒道“人美学”思想及审美人生观建构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人文化成”的人文主义。与此相连,先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美学是以“人哲学”为基础的,提出了丰富多彩的“人美学”思想。儒道两家都认为“内美”重于“外美”,但在对“内美”含义的理解上差别明显,儒家是“仁且知”,道家是“法自然”。在实现“内美”的路径上,两家又很相似,都主张向内的功夫。儒道两家的“人美学”思想对于审美人生观的建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中,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观,从超越功利、内外统一、情理交融、刚柔相济等方面去追求真善美统一的崇高人生境界。

民本之解蔽:先秦民本观的构型及调适

先秦民本观不宜宽泛地以“民本”统称,而是具体分为四种构型。以“民惟邦本”为代表的民本论呈现出功能主义的话语效用,为诸子所共享,但存在“民本悖论”这一有待突破的理论困境。孟子主张的“民贵君轻”可称为民贵论,具有一定的思辨性特征,但其极限版本“汤武革命”成本过高,不宜作为常态化的实践方案。民意论和民约论分别可从儒家和墨家思想中建构出来。儒家民意论是不同于官方民本论的一种理想化的理论形态,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性延伸。墨家民约论对儒家民意论具有调和作用,可以丰富后者的实践面向。此四种构型各有侧重,层层递进且互有补充,共同呈现了先秦诸子对人民地位的整体态度,并在后世得以发展完善,对当代中国及世界都具有较为深刻的历史镜鉴意义。

先秦文学神游书写的文化隐义

先秦文学中有丰富的神游书写,其所涉及山水客体内隐着丰富的文化要义。时间流逝伴随着神游主体记忆的消亡,时间永恒引发的理想诉求,有无相生,动机效果关系,凡此种种,体现了古人对于山水的哲学思辨。神游主体之于山水客体的美丑感受,神游书写展示出的雄伟、缥缈、轻盈、朦胧、谲怪、奇诡等审美意象,开发了中国古典美学多种审美范式。神游中的山水与神仙的结盟,固化为一种“仙山”理念,开创了中国本土宗教中仙道文化的先河。这些文化隐义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神仙赋、游仙诗、玄言诗、梦境文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功能冲突论视域下先秦冲突的军事考古学观察

科塞功能冲突论可为以古代军事遗存及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军事考古学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在简要梳理其主要观点的基础上,从先秦冲突的原因、影响和调控诸方面切入,探讨其对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启示,以期深化古史研究及认识当今面临的问题。先秦冲突爆发的原因可主要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大类,其中物质性原因主要与各方对资源占有和(或)使用的规则存在异议有关,不同的异议可能会影响冲突的模式和新规则的制定,神权因素在早期社会和国家形态的冲突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先秦时期冲突和角逐对华夏文化圈、早期文化共同体以及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有着较显著的激发作用,但其形式上的暴力性、残酷性和复杂性也在日益增长,春秋战国以降尤其如此。冲突双方的会盟誓诅、和亲、质物交换等敌意替代、转移或释放机制可一定程度地调控冲突,但往往因未彻底解决核心矛盾难以取得稳定长效,特别在神权和王权逐渐淡出盟誓核心后。而一些对外冲突的原因中,不排除存在因统治者不愿或不敢直面自身内部矛盾,试图将敌对情绪转移至外部的可能,属于激进极端的敌意替代举措,未及矛盾根本。在军事考古学研究中,应始终坚持和平导向,以史为鉴,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学科支持。

先秦时期北方地区民族交错地带的变迁及特点

先秦时期,长城以南、黄河中下游以北地区是北方各族与华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发生地。这一区域具有开放包容、丰富多元的文化样态及其文化积淀,并呈现出局部稳定和整体波动的变迁过程。近两千年的交往互动,使各民族及其文化发展都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为更大规模、更大范围、更多民族的融合奠定了深厚的经济、政治、人文基础。到战国中后期,秦赵燕长城修筑后,该区域皆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

先秦文学交融活动与“中华统绪”的早期形态

近年来,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方兴未艾。在文学交融领域,针对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整理研究较多,针对文学交融“何以中华”的观念与路径梳理尚不充分。自孟子提出“创业垂统”,历代多以“垂统”或“统绪”来称述具有示范性与合法性的政治权力。“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正是在此脉络下形成的政治文化表述。不同于现代文学观,先秦文学具有近于人文或文明的历史语境,以“中华统绪”作为理论话语追溯早期文学交融发生的历史语境,可从关联性维度关照中华文明中人文、地理、政治、风俗等混一的特性,从“天下-四方”的空间秩序生成辨析“夷夏”与“中国”的文化政治秩序,从而厘清先秦文学交融演进的路径、方向与秩序。

先秦诸子典籍中的水隐喻与水文化思想探析

水既是生命之源,又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特而丰富的水文化。在先秦诸子典籍中,水成为思想家们(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孙子等)笔下的符号和象征,成为他们讲述道理、传播思想、教化他人的重要工具。他们通过细致入微地观察,认识到水有许多独特的特征,并以水譬喻,来阐述他们对仁、道、人性、君民关系、君子之德、用兵规律等的看法,水因此成为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

先秦法家法治观与大学生党员法治观念塑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不忘本来,面向未来。以奉法强国观、法治利民观、变法改革观、公正执法观、法治人才观等为代表的先秦法家法治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党员法治观念塑造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同时不断从传统法治文化中汲取给养,实现从治乱到治世、从利民到人民至上、从变法改革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刑无等级到严格执法等六个方面的继承与超越。

先秦儒家理论中“文”字的思想内涵

“文”字是先秦儒家理论中的“文”“文学”“文章”等概念的理论核心。殷商甲骨文中以“文”作为美称来赞美先王,西周初年沿袭“文”字的这种用法,并以有礼为“文”,以有“文”为德,大力提倡明德精神,提出“文德”概念。春秋时期,以个人道德操守、个人品行、文化素养与言辞文采为“文”,同时认为《诗》《书》等典籍的学习可以培养这种品性,“文”概念的礼仪与文化的思想观念有了分化趋势,《论语》中提出的“文学”概念是礼的范畴,是孔子授徒课业的主要内容,《论语》中多以“文”指代这种课业中《诗》《书》等典籍学习,以“礼”字指礼仪学习,“文”概念理论内涵分化趋势更明显。战国时代,“礼文”与艺文被区分开来,以“文章”指礼,以“文学”指学子课业的《诗经》《尚书》等典籍,“文学”概念就逐渐脱离了礼学的理论阈限,特别是《荀子》一书中,“文学”直接与《诗》《书》经典相关联,为后代文艺理论的文学概念的提出,开创了理论源头。

论先秦工匠精神形成的文化氛围

先秦社会并不像其后的社会那样贬低工匠及其技术活动。“圣人创物”不仅表明早期先民对劳动的尊重和对发明创造者的尊崇,也为工匠的造物活动树立了榜样,影响着工匠对自身职业的认知。“工执艺事以谏”一方面表明工匠的社会地位不低,另一方面与“圣人创物”的观念相契合,共同形成一种有利于工匠精神形成的文化氛围。诸子百家对待工匠及其技术活动的态度虽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在一定范围内予以肯定。工匠精神得以产生与社会对工匠及其技术活动的这种肯定密切相关。

先秦时期婚姻中媒人谫论

媒人在古代婚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在先秦时期奠定的基础。最早的媒人,当出现于人类进入族外婚的史前时代。每个部族的女性祖先,应该就是该部族祭祀的负责人口繁衍与男女婚姻的女神“高禖”(高媒),比如夏人的涂山氏、商人的简狄、周人的姜嫄等。《周礼》中的“媒氏”,是周代官方的婚姻媒介组织,负责婚姻男女的统计与管理工作,实施劝导早婚多育,为适龄单身男女提供组成婚姻家庭的机会,其最高长官应是由颇有生育管理经验的老年女性担任。《仪礼·士昏礼》中的“使者”“使”“宾”,应该是在贵族婚姻过程中担任说合任务的媒人。《左传》记载了一些诸侯国君之间的跨国婚姻,媒人级别也比较高,一般由该国的执政大臣或宰相担任。《诗经》“国风”中反映家庭、婚姻、爱情的诗篇,多有平民阶层婚姻的媒人,应是当时社会主要的媒人群体。作为一个古老且重要的社会角色,媒人需要有较高的职业修养和语言能力,非一般人所能胜任。

沈长云先生在先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先秦史研究领域进入一个思想解放、鼎故革新的阶段。沈长云先生伴随这一历程,通过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独具一格的学术视野和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对先秦历史的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颇为深刻的学术观点,为先秦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家起源等重要问题上,沈先生既遵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主张理论与实际结合,同时还结合塞维斯“酋邦”理论和最新考古发现。作为中国古代“无奴派”早期代表性学者,沈先生提出中国古代不同于希腊、罗马,虽存在一定数量的奴隶制经济,但并非以奴隶制为主。相比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国古代社会演进道路更接近亚细亚生产方式。我国直接由血缘氏族组织进入早期国家形态,是氏族、部落首领由“公仆”蜕变为统治阶层,这种“家国同构”的权力结构成为帝制时代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基础。在三代族源考索方面,沈先生坚持认为夏代是存在的,且夏族兴起于古河济地区,商族起源于晋中地区,周人、夏人没有族属方面的传承关系,周族起源于白狄。沈长云先生注重古典文献的考订、甄别,他参与点校的《国语集解》是海内外学者研究春秋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现实主义与先秦法家--根据由来与理论补正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循法家学说之实而正其名,主张用“现实主义(者)”来解读之。先秦法家“争于气力”说或“尚力”说为此种解读提供了内在理据,此种解读也已为当代中国法家研究者所接受。但是现实主义的解读也造成了先秦法家的“法”思想与“术、势”思想的分裂,造成了先秦法家所宗与后世解读期待之间的分裂。矫正这种分裂的途径,在于更新我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区别于“古典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既可有效地解释政治的“动力来源”问题,亦可有效地解释“秩序保障(稳定性)”问题。二者兼顾,可以较好地避免对先秦法家解读的双重分裂,还法家思想以应有面貌。

论六经在先秦儒家教育生活中的发生

先秦儒家的教育和教学活动是以六经为主要内容而展开的。从《论语》《孝经》到《孟子》《荀子》再到《学记》的先秦儒家代表性论著,记录和见证了孔子及其后学与六经文本之间的互动、融通与共生。其中,《孝经》《论语》是学习六经的阶梯,《孟子》《荀子》是孟、荀二人“羽翼六经,增光孔氏”思想学说的集中体现,《学记》则是对先秦儒家教育和教学活动的理论总结和提升。以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孔门后学及其思想学说,既承袭了先秦儒家教育和教学一以贯之的传统,又开创了以六经为主要内容的先秦儒家教育和教学活动的新格局。这就是六经在先秦儒家教育生活中的具体展开。

先秦秦汉时期华夏族即兴歌舞能力的变化

先秦时期,华夏各族群普遍具有较强的即兴歌舞能力。这种能歌善舞的品性主要表现为:集体聚会中男女对歌活动比较常见,平民往往通过即时性的歌唱、讽诵等形式表达意见,高层政治人物大多能即兴歌咏,贵族阶层非常重视歌舞教育。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女性参加集体聚会的参与度和自由度大幅降低;国人阶层消失,国人通过集体讽诵批评时政的习惯不复存在;贵族歌舞教育全面衰落;儒家礼学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说,这些因素导致民众的即兴歌舞能力趋向衰退。东汉以后是大众即兴歌舞活动急剧减少和能歌善舞之才明显弱化的时期。

试论出土先秦简帛文献的“牛”

出土先秦简帛文献记有的农业资料是先秦农业及其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但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结合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记载,搜集整理出土先秦简帛文献所记的牛的资料,具体分析其中疑难文字的形音义,逐一探讨“■”“戠牛”“■”“■”等不同称法的牛,阐释总结牛的社会功用,以期为出土先秦简帛文献、先秦农业史和先秦农业科技史等研究提供借鉴。

赓续先秦元典文化精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问题,强调了传承和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意义。先秦文化元典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具有时间的早期性、内容的丰富性、思想的独创性与启发性、精神品质的美好性、地位的崇高性、影响的广泛性与深远持久性。其中体现的“以人为本”“仁爱思想”“中和思想”“家国情怀”等思想早已深深融进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淬取和借鉴其中蕴含的丰富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度结合,弘扬和阐释其现代价值,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矫正和弥补现代文明缺失,指引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