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答禄乃蛮氏先茔碑的文献价值

答禄乃蛮氏先茔碑是元代乃蛮部主太阳罕之裔抄思迁居中原的家族碑。诠释该碑文对于了解元代社会民族融合,特别是答禄乃蛮世家的迁徙流转、发展壮大,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完整的谱系资料,对于研究乃蛮世家的发展及家族文化之演变作用显著,其中人物事迹的丰富,尤其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可补正史之缺漏;家族的婚姻资料,更具有其他史料不能替代的文献价值。

肥城元代两篇先茔碑文考释

山东肥城及周围地区有多处先茔碑。肥城《姬氏志》所载《授典庾祖仁公神道碑铭》反映了金朝到元朝深刻的文化和经济变迁;武家庄头《武氏族谱》所载《奉符武君先茔之碑》保存了军功家族的历史信息。在当时蒙古势力的残酷统治下,地方豪强通过为祖先立碑,间接为个人显功扬名,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地方性历史知识。

赵孟頫书《蔚州杨氏先茔碑铭》考

《蔚州杨氏先茔碑铭》是元代晋宁路治中杨赟为葬其三世祖于故里,请当时的大画家、大书法家赵孟頫撰文并书丹篆额的。此碑位于河北省蔚县南杨庄乡麦子疃村西北约1000米处的杨氏家族墓地之北端。 碑由碑首、碑身、碑座组成。通高3.3米、宽1.2米、厚0.32米。

明万历二十九年马氏先茔碑释考

1982年,明万历二十九年马氏先茔碑出土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张家川镇老农行院内,未见金石著录和研究。故文章对此抄录考释,并通过碑文探讨确认发迹于清水县上邽的马氏为汉姓马氏。该碑的发现为研究明代的民族迁徙、地方史志和清水、张家川的汉姓马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论先茔碑在元代的兴盛与衰落

先茔碑作为碑志文的一类,产生于金代,其与礼制相符合、利于宗族收聚的特点使得先茔碑在元代得到继承并有所发展,逐渐成为官方敕赐之作,形成了表彰功勋与记录族谱两类功用并行的局面,文章内容与写作手法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而随着元代的灭亡,先茔碑也走向了衰落。

金蒙鼎革之际襄陵完颜玉家族命运考——以《襄陵完颜氏先茔碑》为中心

研读《襄陵完颜氏先茔碑》及相关史料可知,金蒙鼎革之际,襄陵县完颜玉家族因战乱而谱牒散佚,族人亦从金源贵冑沦为蒙古政权治下生计困顿的平民;完颜玉因时局动荡而参军,立有战功,结果溘然亡故;其独生女完颜氏可能在蒙古军攻克平阳后,被长其九岁的汉人世侯王玉掳走,后成为王玉侍妾,改姓为王,生有四子。其位宦最著的第四子王忱为她完成了死后迁葬老家的遗愿,并在完颜玉家族墓园竖立了先茔碑。完颜玉家族扎根在中原大地,是女真人灭亡北宋后的产物,但在蒙古军团征服金朝的过程中,家境又败落下来。该家族的百年兴衰史是十二至十三世纪东部欧亚世界族群互动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金元时期北方社会演变与“先茔碑”的出现

金元时期在北方出现的"先茔碑"的迅速普及,与蒙元征服和它所引起的社会、文化变动有很密切的关系。在金代,建立先茔碑的主体,都是平民或者中下级官员家族,建立先茔碑不一定被承认为"与礼符合"的修谱方式。不过,经过了金元之际的社会变动,在蒙古统治下兴起的新兴官员家族广泛认为,先茔碑是一种正式墓葬、修谱方式。而一段时间之后,蒙古皇家也开始把先茔碑赐给功臣家族。新的碑刻形式的普及,揭示了社会变动引起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融合。同时,先茔碑的普及表明,在12到14世纪的中国社会中,文献族谱不是唯一的修谱和纪念家族历史的方式。这有助于重新思考中国家族组织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地方差异。

《郑氏宗谱》

《郑氏宗谱》不分卷,明崇祯郑应鸣抄本。书高35.7厘米,广30.3厘米。书签题“荥阳郑氏宗谱”,书前有宋郑樵《郑氏荥阳谱序》残页、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郑先觉《新安郑氏宗谱序》《历朝定诸谱》《修校宗谱书目》《春秋传郑国之图》《郑氏族谱凡例》。《凡例》言:“过江二十九代孙夹际樵述谱,宗孙先觉编图,嗣孙新安郑晦增修,嗣孙前监察御史樗庵潜校正。旧谱始自周宣王母弟友至畴,凡六十世。世远莫征而亦莫之敢删也,故别作原始。今谱谨断自庠公为一世,盖郑氏世居荥阳,渡江自庠公始也。”是谱为明崇祯元年(1628)裔孙郑应鸣重录,谱中绘郑氏先祖三十三图并像赞,谱系自一世郑庠至一百零二世郑济。

论新茔碑在元代的兴起与衰落

新茔碑作为一种在金元之际这一特殊背景下新兴的墓碑文作品,最早由元好问创制而成,以记录家族中新建族茔以及谱系为主要内容,但由于墓碑文体的发展以及受众限制的原因,只在元代被短暂使用。然而,新茔碑作品对于研究金末元初家族迁徙、宗族重建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武威吐谷浑王族墓选址与葬俗探析

武威南山是吐谷浑王族墓地所在,是吐谷浑灭国之后的"先茔"地。之所以选择凉州南山为其王族"先茔",是因为这里一直是吐谷浑人的"旧居之地",有较为充分的历史依据和民众基础。而这些吐谷浑王族墓均位于山梁上的选址特点、夫妇异穴合葬习俗等,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鲜卑文化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吐谷浑本民族的文化属性。

获鹿龙泉寺文物调查记

金代著名诗人元好向1257年9月4日病逝于河北获鹿县寓舍,享年67岁。后归葬于他的故乡山西省忻州市东南郊韩岩村元氏先茔。在他晚年寓居获鹿县时,经常到县南二十里的龙泉寺访古游览,对龙泉寺一带的秀丽景色称赞不已,在《游龙泉寺》诗中写道:“柿叶殷红柘叶青,黄花霜后犹鲜明,西风浩浩欲吹帽,石榴冷冷堪濯缨,皇统贞元见题字,良辰美景乐升平,何人解得登临意,灭没疏云雁一声。”据清光绪七年版《获鹿县志》卷一地理上载:“龙池在县南二十里洞沟山,山腰有泉为龙首泉,泉鸣涧壑,夜闻其声如雨骤至。正隆二年建,至今形迹尚存。有元学士王思廉作记,元好问题诗。俗传龙池夜雨八景之一。” 1986年10月,笔者在龙泉寺进行文物普查时,曾对洞沟山一带的人文寺庙景观。

千唐志斋唐志年号纪年考

河南省新安县千唐志斋文管所藏有唐代墓志千余方,内有不详年号纪年者六(见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千唐志斋藏志》),今考得三方如下。《唐前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孙公亡妻陇西李氏墓志铭并序》(编号 1205),志云:“遂以大唐乙亥岁六月十七日终于东都敦化里之私第,春秋二十四,即以其年七月二十□日归窆于河南县平乐乡,祔于先茔,礼也。”年号纪年不明。志云:“祖母夫人姓李氏,陇西人也。……外祖博陵崔稜,皇朝户部侍郎、凤翔节度使。”考《旧唐书》卷一一九《崔倰传》:“入为户部侍郎、判度支。……

孤立四十年後的怨冢回歸——從新出墓誌看唐代官員的歸葬問題

歸葬是改葬禮俗的一部分。改葬是死後屍骨被二次另葬,根據需要又有單純移换地點的遷葬,回歸祖塋或家鄉的歸葬,夫妻、家族的合葬、合祔等不同情況。改葬、歸葬等在中古時代極爲多見,故作爲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突出現象也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如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即專門討論漢代的歸祔和改葬,楊鴻年《漢魏制度叢考》也考證了漢魏之際的歸葬〔1〕。陳寅恪最早研究了李德裕歸葬的個案〔2〕,而李斌城主編的《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和徐連達《唐代文化史》,均简要介紹了隋唐時期的遷葬和唐人'歸葬先塋'的習俗〔3〕。中砂明德《唐代の墓葬と墓誌》一文從小説、筆記、文集、墓誌中摘取了大量唐人歸葬。

“拪”“栖”“棲”辨

李阳冰书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的《拪先茔记》,其“拪”字篆书作“■”,左从手,右从西之古文[1]。我们先看一下此字的隶定。《拪先茔记》最早著录于赵明诚《金石录》,称作“唐李氏移先茔碑”[2]。清吴玉搢《金石存》著录此碑时径称“唐李氏《迁先茔碑》”[3]。

晁氏赞文迻录

为研究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今年六月份,我走访了山东省巨野县大义乡的刘围子村(原名晁道口),嘉祥县纸坊镇的焦城村、王堌堆乡的土山桥村,以及菏泽市南郊的晁八寨,调查了有关晁补之的资料,并参观了位于嘉祥县钓鱼山下的晁氏先茔,在调查中,我几经周折,搜集到了《晁氏宗谱》第一卷及《陆安支谱》。在《晁氏宗谱》第一卷中,载有历代文人名士题写的赞文。遍览各家文集,诸赞文均不见录,今从《晁氏宗谱》中搜集迻录,以资研究参考之用。为了阅读方便,对原文谨加标点。 错公赞 中州文献,遗绪可徵。稽古力学,进退持衡。五曹铨总,四司协寅。伊皋比德,周召堪伦。 董仲舒题 [案]错公:指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汉颍川人,官至御史大夫。《史记》、《汉书》均有传。

家藏奕谟書信二函

奕谟字心泉,为清仁宗(嘉庆)位下第五子绵愉(惠端亲王)之第六子。初封不入八分镇国公,後进封贝子,加贝勒衔,曾任清西陵守护大臣等职。他能诗善书,同光年间与我祖父醇贤亲王奕譞时有诗酒往来。今存奕谟与我祖父信函二封,钞录如下: (一) 七兄座前:恭维起居安吉,眠食佳胜,是颂是祷。弟归自先茔,诸护□安。蒙赐食品鲥鱼等件,谢谢。乐初(乐初系长善之字,作者注)丈於初二日寄到□函一件、纪恩诗二首,弟初三日归来,匆匆未及拣查,於昨晚始行捡出,悮事不小,今特遣价呈阅。九兄(即孚敬郡王奕譓)葬事内外一切事宜,经弟一人料理。

元《德阳居士卫君之碑》史事探析

《德阳居士卫君之碑》现存巨野县博物馆,元至大四年(1311年)立,此前未见著录。该碑由上都寿宁宫提点卫道真为其父卫德兴所立,碑阳记述碑主卫德兴的家世经历,碑阴上部列有卫氏六代宗派,下部刻绘茔地位置图。虽然此碑并未提及“先茔”“先德”等词,但不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来说,都可以被归类为先茔碑。由碑文可知,成吉思汗之四皇后公主哈敦,或许在金朝原封寿阳县主,为嫁成吉思汗,才专门被进封为岐国公主。此外,卫德兴与妻乔氏出家全真,其子卫道真亦属全真教,故上都寿宁宫乃全真教之宫观。元代全真教与宗族势力的结合互动,开明清道教家族化之先河。该碑为探讨元代北方地区的先茔碑及宗族发展情况提供了佐证,碑文所涉元代史事丰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辽金燕京孙氏两方残石考释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所收录的《孙氏先茔残幢》和《孙公神道残碑》两篇残石拓片,对于研究辽金时期的燕京孙氏家族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孙氏先茔残幢》实非金代文物,而应刊刻于元代,其完整内容至少应包括孙用康科考答卷、《孙即康曾祖孙克构追赠资政大夫诰》《孙即康授兖州节使制》《孙即康坟祭文》《孙克构墓志铭》《孙公神道残碑》等多篇文字。其中孙用康的科考答卷《仁为道远行莫能致赋》,是目前所见金代唯一一份科考答卷。《孙公神道残碑》的墓主或即《孙氏先茔幢》中提及的孙良裔,此碑对于研究辽代世家大族联姻、辽金官制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唐《裴匠墓志》考

陕西师范大学博物馆新近入藏唐墓志拓本中,有《裴匠墓志铭》一篇,其文不无可考者,因以为文谨求正于方家。兹先迻录志文于次。唐故朝散大夫检校太仆少卿兼慈州刺史赐紫金鱼袋河东裴公墓志铭并序从孙将仕郎前守监察御史赐口口鱼袋次元撰贞元十七年二月三日,有唐慈州刺史河东裴公终于位,春秋六十一。以/其年十一月十四日,季弟昭应县尉匣口口君之柩,归葬于京师万年县神/禾乡之毕原,从先茔,礼也。公讳匠,字真卿,河东人闻喜人也。曾祖陟,皇滑/州司马;司马生赠司空纪;司空生皇考密州诸城县丞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