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答禄乃蛮氏先茔碑的文献价值

答禄乃蛮氏先茔碑是元代乃蛮部主太阳罕之裔抄思迁居中原的家族碑。诠释该碑文对于了解元代社会民族融合,特别是答禄乃蛮世家的迁徙流转、发展壮大,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完整的谱系资料,对于研究乃蛮世家的发展及家族文化之演变作用显著,其中人物事迹的丰富,尤其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可补正史之缺漏;家族的婚姻资料,更具有其他史料不能替代的文献价值。

肥城元代两篇先茔碑文考释

山东肥城及周围地区有多处先茔碑。肥城《姬氏志》所载《授典庾祖仁公神道碑铭》反映了金朝到元朝深刻的文化和经济变迁;武家庄头《武氏族谱》所载《奉符武君先茔之碑》保存了军功家族的历史信息。在当时蒙古势力的残酷统治下,地方豪强通过为祖先立碑,间接为个人显功扬名,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地方性历史知识。

论先茔碑在元代的兴盛与衰落

先茔碑作为碑志文的一类,产生于金代,其与礼制相符合、利于宗族收聚的特点使得先茔碑在元代得到继承并有所发展,逐渐成为官方敕赐之作,形成了表彰功勋与记录族谱两类功用并行的局面,文章内容与写作手法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而随着元代的灭亡,先茔碑也走向了衰落。

明万历二十九年马氏先茔碑释考

1982年,明万历二十九年马氏先茔碑出土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张家川镇老农行院内,未见金石著录和研究。故文章对此抄录考释,并通过碑文探讨确认发迹于清水县上邽的马氏为汉姓马氏。该碑的发现为研究明代的民族迁徙、地方史志和清水、张家川的汉姓马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金蒙鼎革之际襄陵完颜玉家族命运考——以《襄陵完颜氏先茔碑》为中心

研读《襄陵完颜氏先茔碑》及相关史料可知,金蒙鼎革之际,襄陵县完颜玉家族因战乱而谱牒散佚,族人亦从金源贵冑沦为蒙古政权治下生计困顿的平民;完颜玉因时局动荡而参军,立有战功,结果溘然亡故;其独生女完颜氏可能在蒙古军攻克平阳后,被长其九岁的汉人世侯王玉掳走,后成为王玉侍妾,改姓为王,生有四子。其位宦最著的第四子王忱为她完成了死后迁葬老家的遗愿,并在完颜玉家族墓园竖立了先茔碑。完颜玉家族扎根在中原大地,是女真人灭亡北宋后的产物,但在蒙古军团征服金朝的过程中,家境又败落下来。该家族的百年兴衰史是十二至十三世纪东部欧亚世界族群互动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金元时期北方社会演变与“先茔碑”的出现

金元时期在北方出现的"先茔碑"的迅速普及,与蒙元征服和它所引起的社会、文化变动有很密切的关系。在金代,建立先茔碑的主体,都是平民或者中下级官员家族,建立先茔碑不一定被承认为"与礼符合"的修谱方式。不过,经过了金元之际的社会变动,在蒙古统治下兴起的新兴官员家族广泛认为,先茔碑是一种正式墓葬、修谱方式。而一段时间之后,蒙古皇家也开始把先茔碑赐给功臣家族。新的碑刻形式的普及,揭示了社会变动引起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融合。同时,先茔碑的普及表明,在12到14世纪的中国社会中,文献族谱不是唯一的修谱和纪念家族历史的方式。这有助于重新思考中国家族组织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地方差异。

论新茔碑在元代的兴起与衰落

新茔碑作为一种在金元之际这一特殊背景下新兴的墓碑文作品,最早由元好问创制而成,以记录家族中新建族茔以及谱系为主要内容,但由于墓碑文体的发展以及受众限制的原因,只在元代被短暂使用。然而,新茔碑作品对于研究金末元初家族迁徙、宗族重建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元《德阳居士卫君之碑》史事探析

《德阳居士卫君之碑》现存巨野县博物馆,元至大四年(1311年)立,此前未见著录。该碑由上都寿宁宫提点卫道真为其父卫德兴所立,碑阳记述碑主卫德兴的家世经历,碑阴上部列有卫氏六代宗派,下部刻绘茔地位置图。虽然此碑并未提及“先茔”“先德”等词,但不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来说,都可以被归类为先茔碑。由碑文可知,成吉思汗之四皇后公主哈敦,或许在金朝原封寿阳县主,为嫁成吉思汗,才专门被进封为岐国公主。此外,卫德兴与妻乔氏出家全真,其子卫道真亦属全真教,故上都寿宁宫乃全真教之宫观。元代全真教与宗族势力的结合互动,开明清道教家族化之先河。该碑为探讨元代北方地区的先茔碑及宗族发展情况提供了佐证,碑文所涉元代史事丰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元史·郝和尚拔都传》订误及几点释疑

比较元好问《安肃郝氏先茔之碑》、王磐《郝和尚拔都神道碑》以及《元史·郝和尚拔都传》等文字资料,并辅之以现场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郝和尚拔都不是蒙古人朵儿边氏,属于汉族;其次,1244年蒙古汪吉宿免都接受贵由的命令,远征西蜀,进而证明贵由当时是帮助脱列哥那治国的;再者,察合台汗和他的后王的帐殿所在地感匣,就是现今伊犁河南侧的固尔札;还有,1249年河东北路行省的升格,是察合台后王也速蒙哥擅自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