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先行调查规则:基础规范与多元构造

先行调查规则是一项授权性规则,它赋予被告人在庭前或庭审过程中申请法庭排除非法证据、保障基本权利的请求权。当被告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申请排除供述、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时,法庭应当先行当庭调查取证合法性问题;对于物证、书证等其他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法庭可以先行当庭调查,也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调查。先行调查规则亦适用于回避、鉴真、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等重要程序性事项。我国应基于保障被告人权利和实现公正审判等价值和目标,逐步推进先行调查规则的多元化、类型化和体系化建构。在“一并调查”的构造下,程序性裁判仍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发挥对刑事诉讼主体的意识形塑和行为指引功能。先行调查的规范变迁表明,刑事诉讼改革需要一种联结庭前和庭审、一审和上诉审的结构性视角,需要颇具品质的比较法研究为立法者提供参考方案,更需要从实体、程序和主体的三维角度协力保障制度的良性运转。

正当性分析:对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先行调查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写入,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重要进步和一大亮点。该程序的确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其中对于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调查,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2013年的司法解释对2010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作出了妥协性的规定,而这种妥协性的规定是欠妥的。这就需要通过考察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对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应当进行先行调查的正当性予以分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与反思

2017年新出台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司法解释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发展了我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解释细化了"非法取证行为"的内涵,初步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完善了程序性辩护制度,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法院在审判前和审判阶段排除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受司法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体的排除对象上仍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难题;而在程序上,律师在程序性辩护中仍面临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审判前排除程序的参与不足以及审判阶段排除程序的形式化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应当从根本上增强法院审判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和行政管理行为的界定

如何准确区分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和行政管理行为,是一个长期困扰执法和执法监督实践的难题,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为解决这一难题,除了对这两类执法行为在理论上加以厘清外,对公安机关执法实践中的某些具体情况亦应进行必要的辨析,以准确区分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和行政管理行为。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理论展开

自2010年以来,我国法律逐步确立了一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在审判前阶段,检察机关通过侦查监督、核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来主导着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审判阶段,法律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作出了一些限制,确立了程序性审查前置、先行调查以及当庭裁决等原则,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初步审查和正式调查作出了程序上的规范,强化了庭前会议的诉讼功能,确立了完整的正式调查程序构造,确立了两种程序救济方式。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有效实施,取决于一系列制度的保障,其中检察机关的主导地位、律师辩护权的有效保障、法院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以及法院审判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加强,属于其中最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疑难问题

由于立法语言的模糊和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同理解,导致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仍存在若干疑难问题。实体方面的问题包括辩方证据能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供述是否应当排除;程序方面的问题则包括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程序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先行调查原则和证据能力优先于证明力原则是否应当强制适用以及二审程序的审理对象和二审程序中检察机关举示新证据是否存在证据失权等三个方面的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既要考虑一般的法理,又要考虑中国立法和司法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