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贸易能否调节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空间计量分析

运用2005~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0个投资东道国的投资存量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国效应、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以及先行贸易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无论是否考虑空间因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制度接近"和"经济制度逃逸"特征,即中国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向与本国政治制度距离小而经济制度距离大的国家;先行贸易可有效促进中国开展海外投资,并降低投资过程中的政治制度障碍;投资所表现的市场寻求动机和风险规避特征较为明显,但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科技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并未对投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应建立区域协同机制,完善信息服务平台,积极开展海外贸易。

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贸易发展优势及其策略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深刻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数字贸易重要性日益凸显,推动数字贸易发展已经上升为我国国家战略。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数字贸易,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有效方案,还是我国实现贸易强国战略、践行多边主义理念的重要措施。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发展数字贸易的突出优势,其贸易投资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制度设计以及制度型开放优势适合作为我国发展数字贸易的先行区。为推动数字贸易发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应加快培育港内数字要素市场,大力发展港内数字产业,积极试行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贸易先行区。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制度障碍与先行贸易

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企业对外投资数据,利用截断泊松与零膨胀泊松回归模型,从制度障碍与先行贸易的视角考察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机制。基于不同类型制度距离与制度质量的分析表明,中国与东道国的管制性制度距离并不会成为企业进入的障碍;对规范性制度质量低于中国的国家,规范性制度距离也没有显著影响,只有在规范性制度质量优于中国的国家,规范性制度距离才会成为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国家的障碍;通过与目标国家先进行贸易,可以降低这种制度形成的障碍,提高中国企业进入的概率。

全力打造服务贸易发展先行区

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自贸试验区及综合保税区的建设发展是服务北京“两区”建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大兴国际机场“三区”建设发展,充分利用政策优势、产业优势和协同优势,着力促进会展产业、绿色大数据中心、京津冀服务贸易“黄金三角”、跨境电商、跨国公司商业存在模式、旅游服务贸易六大重点领域耦合发展,打造服务贸易发展先行区。

ASEAN+3货币一体化先行的可能性分析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盟十国与中国、韩国及日本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日趋紧密。面对这种不可逆转的合作趋势,以何种途径来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亚洲各国家的当务之急。经济贸易一体化先行和货币金融一体化先行这两种观点都各有支持者。本文作者也试图结合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及货币金融一体化先行的必要条件,从政治、经济因素等方面来分析目前实行货币金融一体化所存在的障碍,从而得出ASEAN+3还不具备货币一体化先行条件的结论。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阿基米德杠杆”:贸易、合作与援助

如何利用贸易、合作与援助的先行优势,推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当下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结合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本文考察了先行贸易、对外合作与援助对中国企业ODI区位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合作对企业ODI的引导作用最强,贸易次之,援助最弱;引入制度距离分组,贸易与合作对企业ODI的促进作用在两组样本下基本接近,而援助则只有在与中国制度距离比较近的国家才显著;对不同类型援助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与中国制度距离比较近的国家,提供资金与提供技术都能够为ODI带来正的影响,但前者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肯定了贸易、合作与援助对中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