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选择与契合——新时期先锋文艺思潮与西方现代主义

新时期先锋文艺思潮主要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和创作观念的影响,当然这种选择与接受是全方位的借鉴与吸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思想意蕴和艺术方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意识流、荒诞意识、审丑观念、寓言与变形、生存困境体认、叙述策略等具有现代性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方法,都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现代性的选择与契合"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外域因素和重要契机,本文主要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对新时期先锋文艺思潮创作过程进行考察:重视内心体验的创作发生论,追求主体"被动"的创作构思论,倾向"向内转"的创作叙述论,构成了"选择与契合"的主要方面。

寻找超越性与普及性的现实联结——葛兰西论先锋文艺与大众文化

葛兰西的先锋文艺和大众文化分析是超越了颠覆论和操控论的辩证认识。他不但从先锋文艺那里看到了颠覆性与叛逆性,而且看到了建设性。在其大众文化分析中,葛兰西理性把握了商业性文艺的心理效应,中肯评价了大众文化的认识论价值,对大众接受行为进行了客观分析。

美国文学运动中的“新现实主义”和“先锋派俗文艺”

“新现实主义”和“先锋派俗文艺”是当代美国文坛的两大主流。这两大主流能发展并持续到新世纪 ,反映了人们对“学院派”

《文艺先锋》、《文化先锋》上的左翼作家身影

《文艺先锋》、《文化先锋》虽然是40年代国民党的官办刊物,但是左翼作家的身影也经常出现在这两个刊物上,茅盾、陈白尘、冯雪峰、任钧等左翼作家都曾经在其上发表文章。由于刊物的特殊性质,那些左翼作家在发言时往往会比较注意分寸,至少不会直接把矛头指向国民政府,但他们也不会过于隐藏自己的立场,而是时常通过各种方式显出锋芒。

在先锋与媚俗之间——谈冯内古特的文化姿态

自《五号屠场》之后,冯内古特的创作越来越融合了一种宽泛的文化视域。本文拟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结合《冠军早餐》和《蓝胡子》两部作品,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力图廓清冯内古特的文化姿态,指出他如何试图在具有亲和力的大众文化和曲高和寡的先锋文艺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倡议艺术家在摒弃大众文化媚俗成分的同时,应融合先锋文艺的批判精神,培育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精神内核的健康文化环境。

文艺脱离人民,人民也就冷淡文艺

张炯在《密切文学艺术与人民的联系》(《文学评论》1990年4期)一文中指出:近年在注意所谓“内部规律”,注意“主体性”和开发“内宇宙”的理论导引下,脱离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躲进象牙塔专事“自我表现”自我宣泄”乃至胡编乱造的“宾馆作家”日益增多。他们将个人的主体性无限扩大、膨胀,却把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真正主体的人民的主体性视为精神上的“桎梏”和“镣铐”而加以一概排斥和反对。有些人或标榜“先锋文艺”“探索文艺”或醉心于描写“杯水风波”和“蛮荒野俗”,或张扬回到“前文化状态”。

“天才”时代的终结──倡导一种新“通俗”文艺

现代社会理性的扩张，科技的发展，大工业生产、市场经济以及影视文化的兴起．新的娱乐方式的大量涌现等因素的影响，促使现代文化模式正在发生转变。先锋派文艺继承文艺复兴以来“天才”文艺的传统，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但最终走进了死胡同。正确的回应是倡导一种新的“通俗”文艺，让文艺回到生活中来，在为生活服务的过程中创造出真正的杰作。

民生主义的“陷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三民主义文学批判之二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孙中山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表明孙中山的思想确实受到了社会主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国民党官方文人而言,这却无异是个"陷阱",因为他们在提倡三民主义文学时必须小心翼翼,否则一旦涉及"民生"问题,就很容易不知不觉地靠近其对手即左翼文学的立场。无论从张道藩等人阐释文艺政策的文章中,还是一些官方文人的文学创作中,这种窘态都很容易体现出来。

挣扎在“新”与“旧”之间——1940年代的三民主义文学批判之一

孙中山在政治上是一位激进的革命者,但他的文化观和文学观却相对保守。因此,当1940年代国民党的文化官员试图建构"三民主义文学"的时候,便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在新文化运动过去多年、其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的年代,要是再来提倡旧文学,将很难获得合法性,而且也与国民党的"革命政党"身份不太合宜;但是若提倡三民主义的新文学,那又恰恰与孙中山本人的意见相反,因而其主张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文化先锋》《文艺先锋》两个刊物上新诗与旧体诗词的不同地位,以及两个刊物或坚守新文学立场、或偏重于传统文化的不同抉择中,都可以看出三民主义文学(乃至文化)是如何在新与旧的漩涡中艰难挣扎的。

“抗战建国”与官方民族主义的两面性——1940年代的三民主义文学批判之三

抗战后期,由张道藩等国民党官方文人提倡的、以《文化先锋》《文艺先锋》为主要阵地的三民主义文学一直面临着种种合法性危机,而其提倡者掩盖这些危机的方式,就是利用民族主义话语。但是,这种被官方'收编'的民族主义却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刊物对'抗战建国'的表现,就将这种两面性体现得分外明显:一方面,《文化先锋》《文艺先锋》上发表了大量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即使艺术水准参差不齐,其中所传达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仍能够感动读者;另一方面,两个刊物上大量反映'建国'问题的文章和作品,却有意无意歪曲了'建国'一词的内涵,甚至成为替专制政府辩护的借口。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官方民族主义是如何以'攘外'之名行'安内'之实的。

文艺先锋--沈衍/执著的摇滚青年

我们在本期专题中关注了这样一群身边的年轻人：他们有鲜明的个性、多样的爱好、旺盛的精力、执着的追求、大胆乐观、热爱文艺、积极创新。看完所有人的故事后，你既能从中受到鼓舞，乃至热血沸腾；也会发现，虽然他们有不同寻常的生活轨迹，但其实每个人的真实生活依旧朴实、自然。

主体性的神话与死亡──新时期文艺发展中的主体性演进

主体性的神话与死亡——新时期文艺发展中的主体性演进○邹定宾新时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由它带给我们的诸多思想背景中，主体性问题始终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一个存在①。它既使我们走出“文革”的梦魇，又制造出一个我们难以企及的关于...

新“十批判书”之五——一个幽灵:自省或批判——新潮文艺中的“文革”阴影

1.世纪之交:从“文革后”到“后新时期” 记得1986年的时候,不少学者、专家为“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是否准确而争执不休,当时有人提出用“文革后”文学来取代“新时期”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但似乎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物转星移,时过境迁,人们终于发现“新时期文艺”再也不能“新”下去了,文学现状与社会情境已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社会转型导致了“新时期文艺”启蒙神话的自动崩溃,文学家、艺术家重新回到了边缘地带。于是有好事者宣布:“后新时期”已经到来。 “后新时期”为何物无人说得清楚,它与“新时期”的区别在于,一是自然生长的植物,一是人工合成的制造品,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人工合成的产品未见得比自然生长的物品就要逊色,有时价钱还要更好一些。人工合成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世界的消费指向,返回大自然只是艺术的奢侈品。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贬抑“后新时期”概念制造者的意思,而是旨在说明二者的区别。事实上。

鲁艺的实践对新时期艺术院校思政教育的启示

延安鲁艺通过与党同心的思想教育,为党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文化军队;通过与民同乐的阶级教育,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民艺术家;通过与时俱进的形势教育,为民族培养了一代文艺先锋;通过以苦为乐的实践教育,为中国文艺开创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鲁艺作为一个时代的传神之笔,一个昭示未来的精神坐标,为新时期艺术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杜昆／静态的身躯，流动的思想

乐迷爱杜昆，因为他和他的乐队有着一首首抵达到广大文青们灵魂深处的歌，有点黑暗、但更多的是对光明的期待；画迷们爱杜昆，因为他铸造了一个看似残酷的世界，却是在召唤温暖。

何多苓：只愿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初见何多苓，从他身上能感受到一股独特的气息。他说他喜欢古典音乐、喜欢一个人独处、喜欢诗歌，还喜欢淡淡清清的颜色。于是，你很快能在这个年逾六十的男人身上嗅出年轻、且充满创作激情的味道。对他来说，时间交给每个人的任务不同，有的人负责成长、有的人负责蜕变，他则负责记录青春，永远年轻。

UNMASK／依然想做理想主义者

生于七零年代末，从小学画，97年考入中央美院，接受了5年扎实的美术科班教育……UNMASK三位成员--匡峻、谭天帏、刘展的美学开启之路看起来似乎很相似。

关于沈从文《给小莹的信》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上作了题为《短篇小说》的长篇讲话。一九四二年,这篇讲话稿经其修订后发表在《国文月报》四月十六日第十八期上,亦题名《短篇小说》。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又载《文化先锋》第一卷第五期,改题《谈短篇小说》。《谈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

林庚先生燕园谈诗录

归来后的第一次简短谈话 1996年3月31日,我自神户回国以后,两个多星期里,整天在瞎忙,一直没有抽空儿去看望林庚先生.4月20日下午,送走了两位朋友后,约6点钟,自家步行,到燕南园62号林先生家趋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