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德到康定斯基——艺术先验形式论的四种范式

通过梳理西方美学史从康德、荣格、阿恩海姆到康定斯基这四位美学家关于艺术形式的观点、思路,本文考察了纯粹形式、原型形式、格式塔形式和抽象形式这四种艺术的先验形式论范式,从而为艺术形式主义寻索一种先验论的格局、根基和脉络。

特征觉察器与康德的先验形式

康德主张对象必须符合主体的认识条件,即与特定的形式相符合,这与认知心理学上的特征觉察器相一致。特征觉察器是对特定的刺激物作出特定反应的高级神经元组织。康德的先验形式的问题可以用特征觉察器和特征捆绑等神经组织和神经过程来解释。特征觉察器可为审美先验形式提供生理心理基础,也可以使康德美学的主客之争得到相对缓解。

从弗雷格的“涵义”到康德的“先验形式”——试论语言现象统一的必然性基础

在语言现象的经验中,我们常常将这种现象的存在统一视为其自身固有品质的表现而具有客观性的存在地位;弗雷格的语言分析注意到了语言现象经验中的相关常识论,提出了一种去心理主义的"涵义"观,并希望以此确立语言现象存在与统一的客观思想模式;弗雷格的"涵义"论揭示了语言现象经验的共同性基础,但这样的"揭示"并没有为"共同性基础"确立真正的源泉,我们只有从"涵义"思想的改造与回归先验哲学的进程中方可探知语言现象存在与统一的必然性基础,即语言现象世界的呈现与统一性特征决定于理性存在的先验形式,决定于纯粹理性世界的语言存在原因。

语言存在的先验形式及其纯粹地位特征——基于先验哲学视野的理性语言辨析

依据哲学的"先验理性论",作为纯粹形式存在的理性语言首先应该保持自身的先验性地位,它作为理性语言的纯粹对象总是要与理性存在的纯粹形式保持同一,并成为获取一切普遍性语言原则的根据;其次,作为纯粹形式的理性语言又应具备自身的积极特性,并呈现出一切先验形式存在的积极特征,理性语言的先验形式地位转变源于其自身存在的实践特点,并通过理性存在的言语行为者的语言意志将其颁布的普遍性原则实现于语言经验的现实之中;第三,理性语言的纯粹地位转变并非意味其先验性与经验性的同一,它所强调的是关于先验语言形式的积极作用存在,它所凸现的是先验语言形式作为理性存在的语言实践的必然要求,即人的"语言经验"必然地秉承着先验语言形式的规定。

康德美学的先验形式

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人物,是他与黑格尔、歌德等人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基础,创立了西方文艺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德国古典文艺理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先验性是康德审美形式的首要肯定。康德提出在进行认识之前先要审查人的先天认识能力,他认为人先天秉有三种互异的能力:认知、欲求、快与不快,并以此为根基,确定了三种先验科学的合法性,这三种科学即认识论、伦理学、审美学。进而用"分析法"证明先验审美形式的存在。

先验语言形式及其“实在性”问题的探析——试论语言存在的纯粹理性基础的确立

先验语言形式及其"实在性"就先验哲学的理性存在过程而言应该是自明的"事实",这种"事实"既无法由先验语言形式单独加以确立,也无法由经验的语言现象单独加以确立;在理性存在的条件下,先验语言形式作为纯粹的理性形式不仅是先验的,而且是实践的,语言现象因为实践的必然发生而秉承先验语言形式的决定;先验语言形式与语言现象的对立和统一因为回到理性存在过程而成为可能,理性存在的事实所确立的既是关于语言现象的实在性,又是关于其先验形式的"实在性"。

搭建历史意义与先验形式的桥梁——解析潘诺夫斯基的“艺术科学的基本概念体系”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史家之一的欧文·潘诺夫斯基,其思想发展中最重要阶段乃是寻找形式与历史意义、风格与主题内容之间契合点的历程,这为随后《作为“符号形式”的透视》中的实践做好了准备,也为图像学三层次原则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论著就是《论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关系——论艺术科学基本概念体系的可能性》,本文尝试从建构动机、内部秩序、概念来源等三方面来分析该论著中所提出的“艺术科学基本概念体系”,从而解释潘诺夫斯基为沟通历史意义和先验形式所做的努力。

对康德先验直观形式的辩护与修正

时间和空间是先验直观形式,且是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必要条件。这是康德认识论关于感性的重要观点。这观点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内部挑战和外部挑战。内部挑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康德本人论述上的缺陷,外部挑战则来自科学和几何学的新发展。但是这些挑战都不足以证明康德关于时空直观形式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另外,康德的感性形式还应该增加差异与同一先验直观形式。

席勒的形式美学思想

在席勒美学思想中,形式的概念既指先验形式,也指作为"活的形象"的和谐形式,但主要是指"活的形象"。席勒借助于先验形式的概念来阐释美的观念,而借助于"活的形象"来阐释审美意象。席勒把对形式的审美提高到审美人类学的高度,认为对形式的审美可以培育健全的人性,进而建立民主政治,不过席勒对形式的美育功能也没有过分夸大。

跨文化艺术比较中相应概念内涵的动态考察——以“形式”为例

中西艺术比较作为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已被广泛运用。因而,对于西方艺术学核心概念内涵的分析变得异常重要,它不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比较艺术学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弄清中西方相应艺术概念不同层面的内涵,仅静态分析远远不够,还必须对之进行动态考察。"形式"是西方哲学和美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它含有形而上之"理式"、先验感性范畴以及外在形态等诸内涵,分别可与中国艺术美学传统中之"道"、"神"、"名"、"形"进行比较。同时,在艺术学视域中,它可延伸为艺术形式,如艺术类型及艺术表现手段。总之,在中国传统艺术美学中,与形式相对应的绝不是"形"或其它某一个概念,而可以落实为一个从"道"、"神"向"名"、"形"往复转化的过程。

艺术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艺术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似乎注定要为历代美学家与艺术理论家所争执不休。作为一个古老而又令人困惑的问题,历代学者对此各执一词,相持不下,从来就没有达到比较一致的看法。一、现代形式美学之前。

从“我们和他们”到“我与你”

当前学术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经典的主、客体研究理念正面临主体之间的交互研究理念的质疑,即在“我们与他们”的研究范式和“我与你”的研究范式之间进行选择。而构成“我与你”的交互主体经验研究的先验前提,则是主体之间的“共同过去”和“活的当下”所共现的无内容的纯粹形式。

论理性世界的语言表象与知识

在语言现象的直观表象中,人们常常将这种"表象"的内容,视为语言现象的固有品质表现而具有客观性的存在地位。然而语言现象的"品质"与"客观",却一定要作为语言行为者的表象判定,同自然现象的存在情形一样,语言现象的存在也应该属于表象的结果。不论是关于自然物对象的表象,还是关于语言现象的表象,语言行为者作为理性主体的存在,必然提供着表象产生的先验形式基础,包括纯粹的感性、知性和理性形式。正是基于理性存在的先验形式决定,语言现象和自然现象,才真正地获得了自身作为现象产生和统一的源泉,即作为理性存在的纯粹形式源泉。

试论哲学研究对象与哲学思维的背驰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又展开了关于哲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在哲学产生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再来讨论哲学研究的对象,这似乎有点可悲,而更具有悲剧性的则是在关于哲学对象问题的不断争论中,哲学的神圣领地一次又一次地被割让。然而,恰恰就在这悲剧后面蕴藏着更深刻的喜剧:随着哲学对象的日益缩小,人类理论思维日益精密,理论概括力日益提高,哲学本身也日益发展。下面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对这种思辨的悲喜剧作一些探讨。

康德哲学与广松涉“交互主体的共同主观性”理论

广松涉认为,对近代认识论基础的问题式及其构成机制和局限进行反思,首先需要将着眼点放在康德哲学的问题式及其构成机制上。康德哲学的总的问题式就是在以先验逻辑学为基础的逻辑学、认识论和本体论“三位一体”的哲学构架中,探讨人的认识以及纯粹理性的先天综合判断及其能力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式潜含着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认识论问题——即“主体际共同主观性”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

从形式逻辑到先验逻辑——评胡塞尔的《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

胡塞尔在1930年为《观念I》英文版所写的“后记”中,通过回顾他20多年来在现象学领域的研究,重申了他对哲学概念的理解。他说:“在我看来,哲学按照其观念应当是一门普遍的和在彻底意义上的科学,它是出自最终的奠基,或者同样可以说,出自最终的自己负责的科学,因此在这样一门科学中。

论马克思哲学的“灵知主义”误读

黑格尔构造了哲学、宗教与科学的“三位一体”形式,并以“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来论证理性与信仰的同一。沃格林因此将黑格尔视为“思辨的灵知主义者”,并将实证主义、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纳入“灵知主义”的思想谱系中。但沃格林忽视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如果以康德的先验哲学与陶伦斯的神学科学为参照,可以更为清晰地呈现黑格尔哲学的“灵知主义”原型。但如何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厘定马克思哲学与“灵知主义”之间的关系,以抵制“灵知主义”及其家族形式的肆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艰巨的思想任务。

自动机时代的心灵:德勒兹电影哲学中技术、艺术与思想的关系

借助17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中的精神自动机这一思想范式,古典电影完成了从机械自动机向新艺术的转变,但这批电影从内在形式上又反映出极权政治、商品化危机和技术统治的交合,揭示了总体性思想的困境。为了克服这一困境,德勒兹诉诸时间的先验形式,来界说个体思维的界限和思想的运作法则。在此基础上,现代电影结晶出各种非欧几何式的精神空间,充分展现了个体心灵的自主和自由,成为一门真正大众民主时代的艺术。

儒家仁道的演化系谱

传承儒家的科学进路,应以现代科学哲学作为基础,建构普世性的“自我”与“关系”的理论模型;然后以之作为参考架构,分析作为先秦儒家经典的《四书》。依照这种分析文化系统的知识论策略,儒家所主张的“仁道”,包含孔子最早提倡的“仁、义、礼”伦理体系;孟子依此提出“四端之心”,作为“仁、义、礼、智”的心理基础;汉代的董仲舒将之扩展成“五常”,使其成为支撑华人社会运作的“先验形式架构”。儒学第二期最重要的发展是宋儒朱熹的成果,他以《周易》的宇宙观作为背景视域,说明儒家的“仁道”是跟“天道”相通的。但他继承儒家的“宇宙论进路”并不容易为世人所理解;依照科学进路,则可以清楚看出:儒家的“五常”是支撑华人社会的“潜意识”结构;孔子主张的“忠恕”之道,是主导华人社会互动的“意识”结构;《大学》主张的“絜矩之道”,则可以开出华人社会生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