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及其新论证对形而上学的彻底修正

康德在其重要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的结尾处提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现在不仅常被人们论述他的学说时所引用,而且已成为全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的准确表达。这三个问题是:1.我能知道什么? 2.我应该做什么? 3.我能期望什么?细心的读者,尤其是研究康德的这部大作的专家,自然要思考,为什么他要在书的结尾处提出这些问题,为什么不在开头就提出来——要知道,其他一些基本问题(如先验综合判断为什么是可能的?纯粹形而上学为什么是可能的?等等)就是在开头处提出来的。我认为,

价值哲学的困惑与思索

现实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困难,表现了价值哲学的困境。后期海德格尔通过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力求超越把存在价值化的价值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通过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摧毁了一切理性批判和价值选择的标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力求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重建某种普世的价值和伦理。这些当代价值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为我们在一种先验形而上学的思路中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前提。

李大钊论历史规律的辩证本性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任务之一,表现在历史观领域就是对天命史观(历史宿命论)的批判。李大钊运用先验与经验、必然与偶然、一般与个别等范畴,对历史规律的辩证本性作了具体解说,认定历史规律是经验地生成的,而不是先验地预定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历史过程既存在具体的个别的因果关系,也存在普遍的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在一方面批判了种种对于历史规律的先验形而上学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为深入批判天命史观准备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超越审美现代性:从文艺美学到政治美学

该著依据纯粹先验的、政治的理论思维,系统地批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美学,重新把美学建构成一门关于“存在何以可能”和“哲学何以可能”的先验形而上学。这一“清理地基”式的哲学基础理论创作,不仅对于全面反思传统的文艺美学具有理论借鉴意义,而且为如何在美学意义上解读马克思的学说提供了新的理论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