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空间与先验范畴——对康德先验范畴体系的修正

康德把时间和空间看作是直观形式,而且时间只是内直观的形式,空间只是外直观的形式。康德的这种时空观导致一些实质性的错误,其中之一是,他断言欧氏几何学和牛顿力学都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先验综合知识。文章将"时间"和"空间"从感性层面提升到知性层面,将它们加入先验范畴的行列,并且对"时间""空间"的内涵和康德的整个先验范畴体系作了调整和改进。

实体化思维与知性范畴——对康德先验范畴体系的一些修正

康德把"时间"和"空间"当作感性直观,成为知性范畴的基础。笔者则把"时间"和"空间"从感性直观提升为知性范畴,并对康德范畴的其他内容进行调整或补充,进而对其整个范畴体系进行一定的修改或完善。在新的范畴体系中,除了引入被康德忽略的三组范畴即时空范畴、自然数范畴和界限范畴,还对原有的关系范畴作出重大改动,即除"因果性"之外新增两个范畴即"随机性"和"统计性",这对解决"休谟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对康德先验范畴的修正与辩护

康德关于先验范畴的论述总体上是合理的,但仍存在一些有待修正的地方。在质的范畴中,实在性范畴应为肯定性范畴,限定性范畴应为概率性范畴。在关系范畴中,实体和属性的关系就是依存性的关系,而非自存性与依存性关系;原因和结果只有因果性关系,没有隶属性关系;行动者与承受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共联性范畴应该重新界定为“部分与整体”的相互作用。在模态范畴中,应消去模态范畴的各反范畴,将其简化为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模态各范畴的内涵需重新界定。修正后的先验范畴在完备性上能够得到辩护。

从传统范畴论到先验范畴论——康德的先验逻辑对传统形而上学范畴论的批判改造

康德的先验逻辑以范畴与感性 (直观 )的固有关系为主线 ,实现了对传统范畴论的改造。这种改造工作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在先验的视域内、在逻辑的水平上割断了范畴与超验对象的联系 ,确立了范畴和直观的内在关联 ,从而使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特有逻辑存在形式的范畴的思辨推论变得不合法。这也就从学理上论证了作为绝对知识的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正因为如此 ,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成为反传统形而上学的经典本文 。

论康德先验想象力

本文通过分析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想象力、先验统觉、先验范畴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康德有关先验想象力的思想。笔者指出:将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强加于想象力一方面造成想象力的先验合法性与经验性现实运用的两分,从而使想象力无法成为形成认识的最终原理和根据。另一方面使作为纯粹主体的先验自我实现了在分裂中的统一。先验想象力之所以无法突破先验统觉、先验范畴的“规则框架”,在于康德哲学未经反思的前提:其对实体化的纯粹主体之现实性———形式逻辑的“一”及由之确立的纯粹先验性不可置疑的信念。

可知与不可知之间——康德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之比较

近代批判哲学发端于"笛卡尔式怀疑",著称于康德的先验哲学体系。笛卡尔从彻底的怀疑论入手却得出可知论的结论,而康德从不那么彻底的怀疑论入手却得出不可知论的结论。康德不问"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经验知识是否可能?",而只问"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经验知识如何可能?"。笛卡尔却首先关注前一个问题,为此他为哲学找到一个阿基米德点即"我思故我在"。事实上,康德对前一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以致他后来承认对于"先验统觉如何可能"的问题无法解答。笛卡尔理论的缺陷已由康德指出,即在一些方面让理智越过了界限,犯了超验的错误。笔者认为,如果把康德的先验范畴体系同笛卡尔确立的阿基米德点结合起来,那将可望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形而上学体系。

对康德“概念分析论”叙事结构的逻辑校正

由于论证上的分析方法的局限,在"概念分析论"中,康德分离了本该统一处理的两个问题,即范畴的确定及其"权利"的证明,从而显现出结构上的不妥当性:在缺乏先验演绎结果支持条件下而"抢先"确认先验范畴。相反,应该适应理性批判的认识可靠性和完备性要求,将意识存在作为入手点而采取综合方法展开对悟性存在的理性分析,最终达到在整合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和先验演绎问题中实现对范畴的发现性认识。

辩证逻辑与形而上学——兼析形式系统Z的辩证法含义

形而上学的先验分析在康德那里被提到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地位,康德的先验分析方法很快被黑格尔抓住并且大加发挥,成为他的辩证逻辑的基本原则,即“正、反、合”,也叫做“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原则在一个严格的形式系统即系统Z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系统Z所刻画的辩证逻辑主要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先验分析手段或思维方法,因而属于语言形而上学。对事物内部的矛盾结构的具体表述则是自然哲学或自然辩证法的任务。自然辩证法属于本体形而上学,它与作为先验分析因而属于语言形而上学的辩证逻辑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试论形而上学的层次结构--对康德形而上学体系的修正

将形而上学的层次结构展示出来,即呈现为一个以其抽象程度递增的金字塔:质料的形而上学—形式的形而上学—理念的形而上学—方法的形而上学。对其中的各个层次,康德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涉及,只是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与康德的形而上学体系相比,这里对各个层次都做了一定的改变,其中质料的形而上学改变最多,理念的形而上学改变最少,对形式的形而上学和方法的形而上学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质料的形而上学的出发点正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而康德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对康德形而上学框架的重构(下)

形而上学的层次结构可被展示为一个以其抽象程度递增的金字塔:质料的形而上学—形式的形而上学—理念的形而上学—方法的形而上学。对其中的各个层次,康德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涉及,只是具体内容有所不同。质料的形而上学的出发点正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而康德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于"先验综合命题如何可能"这一关键问题,康德的回答和论证包含逻辑上的恶性循环。通过强调"统觉"的自返性而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通过对其质料的形而上学作一定的改变,并对形式的和方法的形而上学做必要的补充和修正,整个形而上学可以获得一种奠基。

对康德形而上学框架的重构(上)

形而上学的层次结构可被展示为一个以其抽象程度递增的金字塔:质料的形而上学—形式的形而上学-理念的形而上学—方法的形而上学。对其中的各个层次,康德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涉及,只是具体内容有所不同。质料的形而上学的出发点正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而康德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于"先验综合命题如何可能"这一关键问题,康德的回答和论证包含逻辑上的恶性循环。通过强调"统觉"的自返性而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通过对其质料的形而上学作一定的改变,并对形式的和方法的形而上学做必要的补充和修正,整个形而上学可以获得一种奠基。

“胡塞尔—皮亚杰”视角中的康德知识学框架的改造

康德感性、知性、理性的知识学框架一直被学界视为经典,但远不能说业已完善。文章以胡塞尔先验哲学为背景并引入皮亚杰的先验范畴思想,在相互比较中再次对康德知识学进行考察。经梳理发现,应该对康德知识学中的基本问题进行如下改造:其一,先验范畴作为主体所具有的先验认识形式,绝非先天就有的,而是先验主体在意识活动中发生发展而来,包含“概念”和“前概念”两层基本结构,并均有“内容”与“逻辑”两个方面;其二,知识是主体在意识中“发生—构造”而来的,其中,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呈现出既相关又不同的发生发展路径;其三,历史中“发生—构造”而来的习性的认知,会对认识主体当下构造的知识内容与结构起到支配作用。

论康德的“自然”概念及其与“范畴的先验演绎”之关系

康德在不同时期的"形而上学讲座"中阐明了"自然"一词包含的自然对象和本性的双重含义。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范畴的先验演绎"证明第二步,尽管未解决显象与范畴的"异种难题",但康德对"范畴如何给视为一切显象的总和的自然先天地规定规律"之谜的解决,证明了认知的自然的规律出自人类本性,克服了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事实和价值的二元对立。

论交换行为抽象基础上的自然科学认识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商品交换的阐释

索恩-雷特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立场出发,将自然科学认识论定位为被社会存在决定的意识形式,并尝试从手脑分工入手,对商品交换行为进行时间—空间的重新阐释,以寻找认识论范畴的现实根源。这一尝试要求视野的拓宽,以商品交换为透视点,关注交换行为自身的抽象性质,在拓宽了其历史范围拓展的基础上,索恩-雷特尔将交换行为解释为导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社会行动,康德哲学的二元论也借此获得了全新的内涵,自然科学认识论的先先天综合本质,不过是由交换所成的社会综合之理论表达。而交换行为内涵四重时间—空间变化,成为先天范畴的纯粹时空和个人的内在经验的"现象学"基础。

陈独秀与《青年杂志》页边格言谫论

《青年杂志》办刊之初,其页边曾被此时"唯一的编纂者"陈独秀插入过大量包含时间焦虑的,在"启蒙-救亡"动机矛盾体的追求向度中,对青年进行伦理、行止规训的格言。这些历来被忽视的零碎语句,实际上是未受文化生产-消费背景中之其他力量杂染的,具有独特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的编纂空间,也可以体现陈独秀个人同期"改观思想"意图,力求唤起"闲坐者"的"自觉心"与"爱国心",并使接受对象达到"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里的信仰"相契合之效果的良苦用心。而透过这些格言我们可以把捏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文学者所欲推广的先验价值范畴,和一种在对国民性悲观认识中的、对"我们的文化"在"救亡"语境中之不自信的"文明"选择。

关于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康德对休谟问题的解决及其改进

休谟首先对归纳法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并给以否定性的结论。在康德看来,休谟问题的产生是传统哲学自身的缺陷所致,即让人的理智符合经验。康德则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让经验符合理智,是理智把因果必然性加到前后相继的两类经验事件之中。这样的因果性属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康德自认为他的先验哲学已经对休谟问题给以完满的解决,然而,许多学者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本文进而把"随机性"和"统计性"作为先验范畴,同因果性构成一组。同时提出两条范导原则即"普遍因果性原则"和"普遍随机性原则",并为之进行辩护,以此作为关于休谟问题的康德方案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