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语用学何以可能?——阿佩尔论终极奠基

阿佩尔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理性和道德义务的最终根基何在。这一问题意识体现了阿佩尔对当代哲学发展和时代弊病的深刻把握,也表明了其维护统一理性的意图和努力。其先验语用学即试图基于语用学的思想洞见完成这一先验哲学的终极奠基任务。以"交往共同体之先天性"和"先验语用学的自我反思"两个重要概念为纲,辅以对阿佩尔和阿尔伯特、哈贝马斯之间相关争论的介绍,可呈现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终极奠基思想的基本思路、架构以及困难环节。

论先验语用学对生活的利弊

先验语用学作为对言语行动的内在预设的哲学反思,在哲学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战后的思想环境下,先验语用学是对怀疑主义和文明危机所作的哲学回应,为建构现代文明社会寻求基础。尽管目前先验语用学既面临着内部的理论挑战,也遭遇到思想环境和体制背景上的变化,但是经过修正的先验语用学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和变化,在多元化的现代世界中,培养并加强一种自我批判和自觉的启蒙精神。

先验反思与批判自我反思——哈贝马斯的反思范畴的深层解读

在《认识与兴趣》中,反思方法的重新启用被哈贝马斯视作重建批判理论认识论基础的关键。可是,哈贝马斯事先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方法实际由两种反思扭合而成:一是先验反思,考察知识得以成立的主观条件;二是批判自我反思,目的在于打破意识形态控制,实现人类自我的真正解放。表面看来,两种反思的配合运用似乎使批判理论的兴趣基础得以顺利发掘,但细细体会,先验反思和批判自我反思是否以及何以能够相互支撑恰恰是哈贝马斯反思方法所要面对的最大难题。

先验自我与实际生活体验

无论在康德还是胡塞尔的先验哲学中，先验自我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按海德格尔的观点进行分析，实际生活体验较之则更为源始，它才是真正的事情本身，并且它才是为先验自我奠基的。

对萨特“纯粹意识”的探究——从他对“先验自我”的批判的角度考察

在《自我的超越性》中,萨特通过对胡塞尔"先验自我"概念的批评,提出了"纯粹意识"的概念,它是对象意识和自身意识的直接同一的先验意识。在先验领域,意识是没有先验自我的,所以萨特的先验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无人称的纯粹意识。他指出: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是多余的,借助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结构,纯粹意识自身可以统一。但萨特对两个问题的解释上存在着困难:一是产生经验自我的反思意识出现的可能性;二是为什么经验自我相对于"他人"概念对我们的意识来说更熟悉。

哈贝马斯《这也是一部哲学史》中作为“自我理解”的哲学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阿佩尔商谈理论为背景

根据哈贝马斯的《这也是一部哲学史》(2019),脱离“为对世界和自我的理性理解做出贡献的那种自我指涉关系”,哲学就会“屈从于一种科学主义的自我误解”,并因此放弃“适合它自身的东西”。在1960-1980年代的出版作品中,哈贝马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类历史的自我反思”的观点。在这一时期,他关于类历史的规范性发展逻辑定理是他对哲学的历史作用所作理解的关键部分。不过,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中,他处理的是这个定理中的核心方法论问题:一种规范性发展逻辑既不能立足于从开始就固定下来的历史目的论,也不能从那些“成功传统的应急池”中得出。在《这也是一部哲学史》中,哈贝马斯从一个缓和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接受了对类历史进行自我反思的观点,并将规范性发展逻辑定理还原为其在经验上可展示的内容。对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所处理的这个定理的方法论问题,阿佩尔在其晚期著作中给出了回答。阿佩尔用他的“自我征询原则”修改了哈贝马斯接受对类历史进行自我反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案的方式,从而使对真理的先验语用标准和商谈伦理规范的承认必须被假设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准目的”。通过谈论“准目的”,阿佩尔将自己与“历史由目的引导”的形而上学假设拉开距离。相反,自我征询原则旨在进行具有实际目的的历史重建:通过将先验语用和商谈伦理的合理性标准作为评估发展现状的决定性标准,它想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挖掘尚未被开发的、可以描述性地展示的潜力,并促进这些潜力的实现。

论康德与费希特的“自我”问题之争

康德与费希特围绕“自我”问题的争论涉及到了两者的哲学体系的根本特征和方法。康德的“自我”学说奠基于他的先验观念论,并且康德的“自我”本质上对外部世界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使得知识得以可能。费希特试图采取一种与康德的截然不同的道路,首先寻找无条件的自我意识,运用逻辑推演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知识学体系,并且试图通过“自我设定非我”以及“自我与非我是统一的”来直接地证明知识。费希特无法成功攻击康德的体系,也没有真正理解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夸大了自我的作用,在解决自我-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上也未超越康德。

试论费希特的“想象力”理论

在哲学史上,“想象”作为认识论范畴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被广泛地运用,经过中世纪漫长岁月的压抑,到文艺复兴乃至近代人类想象的激情和活力又得到空前的进发。但是,严格说来,在康德以前对想象力的运用诗情优于理性。因此可以说在哲学史上明确使用这一概念的首推德国哲学家康德。一、康德论“想象力”在康德看来,想象力悬一种介于直观与概念之间的—种先天综合统一的能力。它既有直观的性质,又具有概念特征:按其理智综合来说,有赖于知性;按其感知杂多性而言,依赖于感性。感性与知性两极以想象力为媒介,而想象力的知性认识功能集中表现在它的产物——先验图型上。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学的继承和超越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从理性到交往理性。他们都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的普遍性原则,但康德的理性是个体理性,而哈贝马斯则在语言哲学的范式里建立了交往理性。其次,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这突出体现在“自我同一性”问题上。在哈贝马斯那里,自我同一性已不再是康德式的孤独主体的自我反思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彼此承认和相互认同关系。再次,从先验性到程序性。康德用先验性的理性来证明道德的普遍性。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是任何商谈、论证都必须满足的合理程序,是一个程序性的概念。

先验知识阐明的当代世界史状况

在前往文森的路上,法国著名哲学家卢梭通过想象,在18世纪中叶就认识到反思的效果,而对反思的效果,我们至今还不能完全领悟。卢梭把人看作一种退化了的生物。这是由于人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能使自身完善起来的能力。人在自然的巨大变化中,能够利用赋予他的自由开始进行这种反思,导致了一个最终自我毁灭的过程。

施勒格尔浪漫主义反讽理论的形成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家施勒格尔起初在断片中对反讽进行探讨,然后在哲学中为反讽找到依据——反思,最后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各种实例依托,进而将浪漫主义反讽定义为"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经常交替"。本文拟依循施勒格尔理论思想形成的轨迹,尝试论述"浪漫主义反讽"概念的美学内涵,从而展现德国浪漫主义反讽理论形成的曲折历程。

论哈贝马斯的“合理重构”方法

合理重构是哈贝马斯阐发其不同理论主张时运用的主要方法。他引入此概念主要是为了将其与自我反思概念相区别,这一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在完成语言学转向后对精神分析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即不再主张作为方法的精神分析能为批判的社会理论提供模板,而是认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必须以重构科学为基础。合理重构的任务是恰当地使用日常语言转译那些人们日用而不知的知识,使之能被人们明确地意识到和认识。这些前理论知识的正确性无法通过先验直觉得到直接确证,而必须借助言说者本人的经验来确证。因此,在展开具体的重构时,首先要通过启发式问答的方式从清晰的案例开始,然后逐步建立有关潜在知识的各种假设,最后再通过经验问答的方式来检验这些假设。合理重构之所以深受哈贝马斯的青睐,与他对批判理论的定位紧密相关。在他看来,批判的社会理论必须依赖于批判对象中蕴含的理性潜能,因此只能通过重构的方式才能得到批判的合理标准。不过,对合理重构的坚持反过来也限定了批判理论的功能,即在如何以其为指导进行政治斗争以及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方面,这种理论只能束手无策地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