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光宣文人”——以清史馆文人群体为中心

清代光绪、宣统年间即已成名的一大批文人于辛亥革命后被视为"清遗老"、"清遗少",但是这样的称谓简化了"光宣文人"的内部多元性与思想主体性。民国年间成立的清史馆是光宣文人的重要归宿,他们于修史之余吟咏酬唱,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这些作品既不能笼统地归之于"旧",也无法生硬地列之于"新"。事实证明,光宣文人与南社及五四一代在诗学层面既有对峙,更有汇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深具思想文化意蕴的一幕。这一景象从表面上看是"新旧裂变",其实质却应是"共同现代",至少是"共书现代"。

制造“艺术”与书写“旧京”——《旧京春色》图卷的题跋生成及其意蕴

1930年春,岭南女画家冼玉清旅居北京,创作了《旧京春色》图卷。在冒广生协助下,她不断向“光宣文人”征求题跋,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文艺事件。这一事件起源于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由此成为“旧京”的1928年。此后,北京沦陷时期(193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3)又形成两次题跋高潮。考察该图卷的题跋生成史,不但可以揭示冼玉清是如何倚重于名流题跋来刻意制造“艺术”乃至艺术史事件的,而且可以探索“光宣文人”在近代政治、城市、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心灵史。“旧京春色”由此成为一个关于士大夫文化及其命运的隐喻。

舫斋载笔:清史馆文人群体的形成

清史馆于1914年由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下令成立。赵尔巽受聘出任馆长后,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纂修人员的聘任。所聘纂修人员以前清进士为多,并适当照顾因辛亥革命落职从而陷入经济窘境的贫弱翰林。清史馆成员在清代光绪、宣统年间多已成名,入民国后成为世所瞩目的"清遗民"群体,所修《清史稿》也被视为"敌视民国"的"忠清史学"。从清史馆的人事结构及修史进程来看,清史馆成员的年龄、身份、文化立场既有共性,更有差异。当整个社会普遍趋"新",文化思潮日新月异之时,清史馆成员在东华门内的修史行为貌似"落后"、"保守",其实也是光宣文人深思熟虑之后的文化应对。他们的无奈、忧虑及"以旧撞新"都足以昭示现代中国文化格局的多重性及文化嬗变的曲折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