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8年朝鲜光海君请封与李成梁“郡县朝鲜”问题探析

万历三十六年朝鲜光海君即位后请求册封,明廷不仅加以拒绝,还遣使调查光海君即位内情,辽东总兵李成梁遂乘机密揭“郡县朝鲜”。明末辽东残败,李成梁不得不对日益强大的努尔哈赤采取怀柔之策,并欲以此据朝鲜而图割据一方。明廷通过熊廷弼的奏疏开始真正了解辽东局势以及边疆危机的根源,因此对李成梁“通虏”的弹劾不断,最终出于对辽东的战略考虑,明廷旋复册封了光海君,但双方关系由此开始出现裂痕。光海君对于明廷的拒封、遣使查问、李成梁的密揭,以及由此导致的王位正统性受到的质疑颇有不甘,加之越来越忌惮于努尔哈赤的军事威胁,开始调整对明政策,传统朝贡册封关系格局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试论光海君的世子身份问题与即位初期的政策

光海君作为宣祖国王的次子,其被立为世子在朝鲜王朝内部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斗争。明朝对光海君世子身份的不认可使其成为朝鲜王朝少数对明朝不够忠心的国王之一。光海君即位初期正值东北亚局势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其在位期间的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上的变化,体现了朝鲜王朝更重视国家实际利益的思想。

朝鲜朝事大主义与光海君“两端外交”的失败

考据朝鲜朝光海君与后金通信之始末,可知光海君的"两端外交"没有背离明朝,而是比照与日本的交邻关系,敷衍后金,以保护朝鲜朝的国家利益,可说是广义型、变动型、实利取向的事大主义。随后,光海君侄子李倧发动政变、罢黜光海君,彻底断绝与后金的贸易及其交邻关系,用以表现对明朝的忠心,与毛文龙合作抵抗后金,换取毛文龙改变证词,从而坐实光海君通虏之罪,使明政府认可"仁祖反正"的正当性。正因为仁祖李倧将"两端朝鲜朝外交"视为光海君违背事大主义的罪行,使朝鲜朝的事大主义发生了质变,改变为狭义型、固定型、理想取向的事大主义,无法再获得"两端外交"的弹性空间,才为朝鲜朝后来的"丁卯虏乱"与"丙子虏乱"埋下隐患。

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光海君的双边外交政策

本文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分析研究了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与明朝、后金的关系。

光海君“两端外交政策”之主客观原因分析

光海君执政时期正值后金崛起,明朝实力衰退,面临内忧外患的政局其制定了"两端外交"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朝鲜一方面保持与明朝的传统宗藩关系,一方面与后金开始了一定程度的交往。虽然这一政策在光海君下台后被告终止,但是在这一转型期对于保全国家的力量谋求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不说是一个高明之举。本文拟从当时的意识形态、国际环境、个人因素等方面对光海君"两端外交"政策进行一次深入的剖析,以期能够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朝鲜光海君时期“两端外交”政策效果分析

光海君李珲(1609-1623),李氏朝鲜第十五位君王。在位期间朝鲜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国内经济衰弱,人民生活贫困动荡,统治阶级内部党争导致政局不稳。新兴的后金政权不但有欲取明而代之的气势,对邻近的朝鲜也形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势下,光海君突破了朝鲜王朝传统的对明朝"事大"的外交政策,实行了既不背明又与后金和睦相处的"两端外交"政策。这种政策不为当时的朝鲜社会所容,光海君因此被罢黜。两端外交政策可以说是不容于当时之世的。但今天看来,光海君的这种外交策略对延迟后金对朝鲜的军事行动起到了一定作用,不失为明智之举。

礼制与王权:基于朝鲜王朝光海君时期请封“恭圣王后”事件的考察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礼”是维持王权政治的基本保证,封建统治者用“礼”调整社会关系,建立礼制秩序。17世纪初,光海君违背嫡长子继承的礼制规定,以庶次子身份即位,成为朝鲜王朝第十五代国王,致使其王权合法性面临严重危机。为确保王权合法性,光海君采取提高生母恭嫔金氏身份地位的方法,先在朝鲜王朝国内追尊生母为“恭圣王后”,后又三次遣使入明请封“恭圣王后”诰命及冠服,最终得到明朝允准。然而,在请封“恭圣王后”的过程中,光海君屡次与朝臣发生激烈的政治冲突,不仅削弱了王权合法性,还扰乱朝鲜王朝的国内局势,最终导致其下台。

朝鲜朝光海君时期对明关系略析

17世纪初壬辰倭乱爆发,朝鲜朝宣祖李昖立光海君李珲为世子,与光海君分朝主政。分朝期间光海君率军抗倭,获得臣民拥戴。分朝结束,宣祖派遣使臣赴明朝请封光海君为朝鲜世子,但光海君非嫡非长,明朝多次拒封,导致光海君统治初期对明关系冷淡。光海君统治中期发生"野史辨诬"事件,朝鲜两次派遣使臣辨诬。经过两国不断交涉,双方关系逐渐缓和。光海君统治后期,后金逐渐强盛,光海君采取对明朝"事大"、对后金"交邻"的中立政策。该政策的施行,既加剧了明朝与朝鲜的相互猜疑,又使中朝传统封贡关系出现裂痕。

双面君王 夹在两强间的朝鲜国王

正光海君的思路颇有点类似于现代外交的准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但在当时有些太超前了。在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朝鲜王朝,士大夫奉五伦为正论。

宋应昌朝鲜讲学活动考--阳明心学在域外的一次“外王”实践

万历朝鲜之役爆发之后,信奉阳明心学的宋应昌被明廷任命为经略,作为明军的最高指挥官前赴朝鲜。在朝鲜期间,除指挥明军作战外,宋应昌还曾与朝鲜官员李廷龟等人讲学长达数月,并通过公文与当时的朝鲜国王宣祖论学。宋应昌在朝鲜的讲学活动除了学术目的外,还有着很强的政治意图。通过向宣祖讲论“明德”“亲民”,宋应昌试图劝阻朝鲜方面处死投降日本的本国民众的做法,并促使朝鲜方面妥善安置这些降民。而将朝鲜世子光海君的讲官李廷龟等人召至幕下讲学的目的,则是希望他们以自己的心学思想教育光海君,以期其将来能够带领朝鲜实现中兴。不过,由于宋应昌与朝鲜君臣在粮草供应、和战方针等问题上的激烈矛盾,加之朝鲜方面尊奉程朱的学术宗尚,使得宋应昌在朝鲜传播阳明心学的努力归于失败,其学说始终未被朝鲜方面接受。

试析萨尔浒之役朝鲜援明之态度与原因

17世纪初,辽东地区的后金,势力不断壮大,逐渐以明王朝的挑战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双方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1619年爆发"萨尔浒之战"。这对在明与后金的夹缝中生存的朝鲜来说,的确是一个难题。最后,朝鲜不得不卷入这场较量——适时,朝鲜国王光海君遵照明的要求,派出了一支13000人的军队进行支援。但是,光海君却暗中将以"观其向背"为主旨的密诏传给了援军统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朝鲜既"援明抗清"又"观其向背"呢?本文试图结合当时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等方面的因素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許筠、李廷龜與丘坦的交游

朝鮮王朝(1392 1910)與中國的明朝(1368 1644)保持著藩屬關係,使節往來頻繁,《明史》云:'朝鮮在明雖稱屬國,而無異域内。故朝貢絡繹,錫齎便蕃,殆不勝書。'~①僅朝鮮初期的59年間,就向明朝派出了399次使節,平均每年達六、七次之多,此後,朝鮮派往明朝的使團每年都維持在四、五次左右。朝鮮使臣及隨行人員會寫下'朝天録'或'燕行録'記載行程及出使見聞,從高麗時代直至朝鮮時代末期的六百多年時間中,這類使行記録的總數當在七百種上下~②,涉及内容非常廣泛,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文學,沿途風光、建築、風俗、故實等等,是研究兩國歷史與文化的重要資料。

變禮:丁應泰彈劾朝鮮事件與1609年朝鮮對明朝賜祭的因應

廟號爲中國帝王獨崇,按照天朝禮治體系~①規範中的禮義名分,藩王當世守君臣之義,不得私上,但由於廟號在内政外交中具有重要的表徵作用,這一原則並未被越南、朝鮮等藩屬國切實遵行。朝鮮自新羅至朝鮮王朝,幾乎歷代都有國王僭用,但爲防止中國責罰,往往以各種舉措進行隱瞞。1598年,壬辰戰争末期,束征贊畫丁應泰得到朝鮮對日本、琉球等國的外交書籍《海東諸國紀》,從中發現朝鮮私上廟號之事。回國後,將之作爲罪名之一,上書對朝鮮進行彈劾。雖然,神宗爲戰争大局考慮。

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记载的中国明清海商选校(第四部分)

作者校勘标点说明: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属于海外记录的珍贵汉文文献资料,为朝鲜李朝的官方档案,时间起自朝鲜李朝光海君八年(1616),下至高宗二十九年(1892),现存273册,记载有276年的历史(其中缺载54年记录)。备边司最初是朝鲜李朝处理女真与日本对朝鲜王朝的侵扰问题而设立的临时机构,后为朝鲜王朝国政诸般事务的最高决议机构,议处事项相当广泛,一般界定范围为朝鲜内政、中朝关系及朝日关系。

朝鲜和叶赫三心二意的援军

1618年夏季,炎热一如既往,可此时的汉城王宫里充满了秋日般的寂寥肃杀之气。大明辽东巡抚李维翰一封咨文送到朝鲜,要求朝鲜加紧备战,并在北方边境秘密布置7000名精锐火器手,一旦时机成熟,则让朝鲜军配合明军,“合兵征剿”。这“合兵征剿”四个字让朝鲜国王光海君李瑋盾头紧锁。

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记载的中国明清海商选校(第三部分)

校勘标点说明: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属于海外记录的珍贵汉文文献资料,为朝鲜李朝的官方档案,时间起自朝鲜李朝光海君八年(1616年),下至高宗二十九年(1892年),现存273册,记载有276年的历史(其中缺载54年记录)。备边司最初是朝鲜李朝处理女真与日本对朝鲜王朝的侵扰问题而设立的临时机构,后为朝鲜王朝国政诸般事务的最高决议机构,议处事项相当广泛,一般界定范围为朝鲜内政、中朝关系及朝日关系。明宗十年备边司划为常设机构,人员从正一品的都提调到从正六品的郎厅人员,主要誊写的是郎厅人员。

朝鮮文獻《亂中雜録》的史料價值及其歷史書寫觀——以壬辰戰争的記述爲中心

《亂中雜録》(8283383 C)3是7C朝鮮33王53朝6宣祖8(135683—316098E年3在8位8)時3期3義0兵9230將領趙慶男撰寫的手記,趙慶男(1570—1641),字善述,號山西,朝鮮王朝宣祖時期的一名義兵將領,後又生活於光海君(1609—1623年在位)、仁祖(1623—1649年在位)朝,親身經歷了日本入侵朝鮮王朝的“倭亂”(壬辰戰争,1592—1598)和後金(清)兩次軍事進攻朝鮮的“胡亂”(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1627和1636年),其撰寫的編年體文獻《亂中雜録》起自朝鮮宣祖十五年(明萬曆十年,1582),終於朝鮮仁祖十六年(明崇禎十一年,1638)。

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

建州女真兴起之前,朝鲜与女真诸部间存在着某种不平等关系。由于朝鲜以程朱理学立国,由此埋下了朝鲜视满族人为“夷狄”的根源。面对建州女真的日益强盛,朝鲜国王光海君试图调整对明朝与后金的策略,但却被推翻。清朝以两次战争,将朝鲜由明朝藩国变为兄弟之国以至藩属国。在被征服的过程中,朝鲜始终坚持尊王攘夷的儒家义理观,抗拒清军;被征服后,依然与明朝潜通往来。清入关以后,为了消除朝鲜内在文化心态上的敌意与憎恨,故而推行德化政策,施恩于朝鲜。

明代后期中朝关系的重要史实见证——李朝档案《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管窥

朝鲜李朝在中国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书弥足珍贵。李朝《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是朝鲜为了迎接和接待明朝使臣,特设临时性专门机构都监都厅所遗的档案文书。这份朝鲜光海君朝两度接待明朝使臣的簿册档案,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起自明万历三十六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8—1609年,朝鲜宣祖四十一年至光海君元年),下部分自明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元年(1620—1621年,光海君十二年至十三年),为我们提供了中朝关系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大部分内容为《明实录》、《李朝实录》所未载,记录了当时中朝外交的历史真相,反映了明朝与后金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朝关系的变化。

论后金努尔哈赤政权与朝鲜王朝的交涉及其影响

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并展开了与朝鲜的外交交涉。朝鲜在后金政权外交和军事手段的威胁下,被迫采取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行"事大"与"交邻"并重的政策,并建立金、鲜外交关系,从而对东北亚后金、朝鲜和明朝三边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