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和画中的光隐喻——以18世纪赖特画作为中心

光隐喻贯穿整个西方美术史的发展,在启蒙运动时期,绘画中的光隐喻实现了从宗教超越之光向科学理性之光的转折,人的好奇目光代替了上帝视角。人本主义与理性精神在不同语境下的交汇体现在“光之画家”约瑟夫·赖特的作品中。赖特善于以光构筑画面,他的作品既表现工业革命与科学进步,也涉猎古典美德主题,其画作中兼具情感与理性、原始美感与自然力量、崇高风格与古典美感。启蒙主义时期互相对立的因素在约瑟夫·赖特崇高而沉静的光中得到了调和,画中不同语境下的丰富的光隐喻体现了人类向内与向外探索的自由与自信。约瑟夫·赖特的艺术创作主动介入时代精神,体现了人文关怀和反思性的主体精神价值。

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光”的隐喻及其教育意蕴

柏拉图以“光”隐喻建立其“理念论”,强调通过引导“灵魂”从“可感世界”转向“可理知世界”而探获“真理”,但却凸显人类价值追求与教育目标的超验性,蕴含走向教育规训的风险。究其根源,超验目标预设个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身心分离状态,即将“身体”所获的感性认识视为须背离之物,从而将个体异化为游离于认识发生场域之外的“旁观者”。马克思以“普照之光”隐喻入手,通过剖析物质生产和社会生产的关系重构教育认识的本质,颠覆了柏拉图的“彼岸真理”的理性教化方式,重构教育中个体存在与认识的发生规律。马克思认为,个体并非置身世界外的“旁观者”,而是在世界中的“实践者”。人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更是知识的生产者。人是物质、精神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体。为增强教育认识的实践性,他强调“教劳结合”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意义。

“光”的隐喻和“力量”隐喻——对尼采哲学转向的一种分析

"光"的隐喻和"力量"隐喻是西方哲学中的两种基本隐喻。在西方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哲学家对这两种隐喻有着不同的偏重。然而事实上,只有将这二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通往哲学。尼采早期哲学过于偏重"力量"隐喻,导致其陷入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幻相",从而转向了实证主义。但实证主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哲学问题。于是尼采哲学发生了二次转向:把"光"的隐喻和"力量"隐喻用"思辨"统一起来。尼采的哲学也由此趋于成熟,真正走上哲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