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6世纪新疆克孜尔石窟与山西云冈石窟壁画中矿物颜料的对比分析

公元4—6世纪,西域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频繁,其中佛教文化自西向东的传播使新疆克孜尔石窟和山西云冈石窟相继进入建造的繁盛时期。本文基于历史文献及现有考古研究成果,对此时期西域与中原地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交融进行分析,例举克孜尔和云冈石窟中具有代表性的壁画中出现的矿物颜料种类,并将两地的壁画颜料层、地仗层和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对比,且讨论了青金石和天青石的使用情况。我们发现这两座石窟虽然具有较为相似的历史框架和开凿背景,但又因为各自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别而演变出不同的创作风格,是西域至中原、中原至西域文化交融的载体,具有一定的对比研究价值。

克孜尔石窟第38窟造型特征探索

克孜尔石窟第38窟建于公元4世纪至5世纪之间,是我国古代石窟艺术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我国佛教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石窟艺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克孜尔石窟第38窟正是这一时期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其精美的壁画和雄伟的规模,展示了当时佛教艺术的辉煌。克孜尔石窟第38窟有着很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我们通过对该窟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揭示佛教艺术的风格和特点,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克孜尔石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与此同时,该窟的造型的独特之处也为我国石窟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参考。

龟兹克孜尔石窟见证丝绸之路文明的交流互鉴

古龟兹(今新疆轮台、库车、拜城、新和、沙雅等县市)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首站,目前保留在古代龟兹地区范围内的石窟被统称为“龟兹石窟群”。克孜尔石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克孜尔石窟艺术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石窟建筑、壁画和题记三者的有机结合上。克孜尔石窟的形成与发展成就,源于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和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与融合。文章尝试从建筑、壁画和题记文献三个方面挖掘其蕴含的价值,说明克孜尔石窟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晶。

克孜尔石窟《智马本生》动态海报创作与实践研究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为了满足数字时代的审美需求,从设计思维角度出发,使用新媒体技术动态海报,对克孜尔石窟“智马本生”故事进行数字化创作与实践,以期对推进文物古迹的数字化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克孜尔石窟岩体加固中预应力锚索锚固力性能现场试验研究

锚索锚固技术是加固石窟寺岩体的新型方法,能有效提高危岩体的稳固性。本文通过在克孜尔石窟危岩体加固实践中开展现场锚索锚固力性能试验,根据受力过程中的监测获得了不同荷载情况下的应变变化数据,综合分析厘清了锚索承载能力、锚索砂浆体与周围岩体之间周边摩阻力、荷载与位移曲线关系等锚索锚固力性能参数,为今后新疆地区石窟寺保护过程中应用锚索锚固技术提供参考。

三至九世纪龟兹男性服饰初探——以克孜尔石窟壁画为考察依据

文章通过分析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服饰描绘,结合考古资料和古籍记载,探究了龟兹男性服饰的种类、形制和穿着方式。龟兹男性服饰主要包括首服、身服、足服和配饰,其中首服以尖顶无檐帽和平顶无檐帽为主,身服以襦衣和裤为主,足服以长筒靴为主,配饰以腰带为主。研究表明,服饰的华丽程度因社会阶层不同而有所差异,反映了龟兹男性对服饰美学的独特审美和龟兹服饰文化的重要特征。

克孜尔石窟第175窟农耕图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期,从时间的流变上来看,其早于敦煌莫高窟和其他地区的石窟,是中国境内石窟寺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唐代克孜尔石窟曾经盛极一时,以其罕见的规模和独特的图像艺术风格为世界瞩目。克孜尔石窟吸收了龟兹文化的精华,以其高超的图像艺术,展现了中外佛教艺术的互相融合,同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克孜尔石窟中的图像艺术一定程度上展现的是当时人们真实生活的写照,尤其是第175窟农耕生活场景图,体现了各族人民生息繁衍的历史场景,反映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灿烂文化的过程,说明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早已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克孜尔石窟壁画颜料研究

采用偏光显微镜 (PLM)、X -射线衍射谱 (XRD)、剖面分析 (cross-section)对克孜尔石窟壁画颜料进行了分析研究 ,首次较全面地报告了克孜尔石窟壁画颜料使用的种类和特点 ,同时也讨论了蓝色和绿色颜料的产地。

伽蓝遗痕——克孜尔石窟出土木制品与佛教仪式关系的考古学观察

本文详细检校了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即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克孜尔第76窟前室发掘出土部分木制品的有关信息。结合克孜尔石窟寺中现存的考古学痕迹,阐述和解读它们的特征、使用痕迹。以此为参照,客观地研究和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推测和还原不同木制品在克孜尔中心柱窟举行仪式时的功用,借此阐明与出土木制品有关的佛教仪式如何在克孜尔石窟中开展的一些初步看法。

克孜尔石窟砂岩PS加固抗冻融试验

室内试验循环冻融条件下,对克孜尔石窟的砂岩加入不同质量百分比和不同浓度的PS(Potassium Silicate,硅酸钾)溶液进行加固,测量冻融后砂岩试样的质量、体积、波速以及抗压强度,得出PS溶液的较优加固浓度以及质量百分比。结果表明:质量百分比为25%的PS溶液加固效果最好。其原因是质量百分比过低会导致砂岩黏聚力不够;当百分比过高,颗粒之间将不能直接接触,摩擦力降低,黏聚力较差。PS溶液浓度为20%时,其质量、体积、波速和抗压强度损失率最小,浓度越高,加固效果越强。

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制作过程和表现形式

本文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绘制过程和构图、线描、色彩、形体等表现形式进行了。

论克孜尔石窟中的帝释天

信仰小乘佛教的古龟兹人对帝释天非常重视。本文探讨帝释天的含义及其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表现,认为克孜尔壁画中的相关图像表达了对龟兹国王护持佛法的肯定和期许。

论克孜尔石窟须摩提女故事画的图像意涵

须摩提女故事画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是一个特殊的题材,绘于中心柱窟主室券顶的中脊位置,取代传统的"天相图"。画面着重描绘佛弟子们禅定神通的表现,这是在念佛思想的背景下产生,将念佛法身功德的内涵往神通开展,彰显如来不共于二乘的殊胜,属于整体念佛三昧中的法身观,而其出现的位置在券顶中脊,亦彰显原本天相图对佛陀法身的象征意涵。

《贤愚经》与克孜尔石窟本缘故事壁画

《贤愚经》，又名《贤愚因缘经》，主要是讲述因缘故事的佛教典籍。除汉译本外，还有藏文、蒙文译本，在我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广。《贤愚经》不仅是研究佛教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佛教文学、艺术的主要依据。

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中的乐队排列与乐器组合形式

克孜尔石窟保留着大量内容与音乐艺术相关的壁画,几乎占据所有洞窟的一半。石窟伎乐壁画中乐队排列形式主要有中心对称式、零散式和一种特殊的排列形式;壁画中乐器图像使用最多的是弓形箜篌,其次是排箫,再次是五弦琵琶,乐器组合形式主要有弹拨乐器与吹奏乐的组合等。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在乐队排列上,强调了欣赏主体所需达到要的艺术魅力;在乐器组合上体现了多偏重于弹弦乐器的特点。

论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的建筑特点

克孜尔中心柱窟为承重墙结构,它的主室、行道、中心方柱平面均为方形,中心方柱立面为蘑菇状。克孜尔地区特殊的地质、地理条件是形成这种特点的重要影响因素。克孜尔中心柱窟的墙面共有五种类型,地坪有四种类型,复杂的类型中使用了动物纤维和石膏。纵券顶是克孜尔中心柱窟中采用最广泛的窟顶形式。

克孜尔石窟中犍陀罗艺术元素嬗变考

克孜尔石窟中的佛传图、本生图、交脚像、焰肩像、禅定像、化佛像,包含着典型的犍陀罗艺术元素,其画面组织、人物动态及表现手法都全部或部分地来源于犍陀罗艺术,然而又有着某些细微的变化。通过对克孜尔石窟壁画和犍陀罗浮雕图像的比对,找出犍陀罗艺术元素在克孜尔石窟中的嬗变与重建,考察克孜尔石窟在艺术汇流中的抉择,明确犍陀罗艺术的地位,并探讨图像转变背后的历史文化成因。最后,对犍陀罗艺术元素传入龟兹的路线和方式作出分析。

克孜尔石窟供养人壁画的制作过程和技法特点

克孜尔石窟内供养人壁画的制作过程和技法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从新的视角分析了供养人壁画的整体制作过程,并总结了以"涂"、"绘"、"染"和"点"为主的四种不同设色特点。其中首次提出了"凹凸平面式"造型方式的观点,并予以了初步的探讨。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弹拨类乐器及其组合研究

克孜尔壁画中的弹拨乐器,主要有箜篌、琵琶和阮咸等种类。它们在乐队组合中的构成、功能也是多样的,有的是以独奏的形式出现,有的以独奏的形式为舞蹈伴奏,有的与吹奏乐器组合,还有的与吹奏乐器、打击乐器组合为舞蹈伴奏。它们的出现几乎都伴有吹奏乐器。在大、中型乐队中,与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比例均衡,它们共同构成了左右对称式乐队。这样在音响上有较平衡的听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