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田—克莱琪协定”在中国的反响——以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与评析为中心

1939年4月,天津伪联合储备银行与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中国爱国人士刺死。日本以"天津事件"为由,迫使英国在与日本举行的东京谈判中达成以中国利益换取缓冲英日关系的"有田—克莱琪协定"。这一妥协性协议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形成抗战以来国内首次对如何利用国际关系争取抗战胜利的讨论热潮。西南联合大学恰是透视这一讨论的载体,这一协议在师生中引起了相当反响。他们对英国妥协态度的批判、对英日在华矛盾的分析、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等,他们对英、日、中矛盾的冷静观察与预测,透视出可以由此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中国民众对于国际变化与中国抗战关系的基本认识。

1939—1941年英日关于“扣船事件”的交涉

本文以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基础,梳理了三艘英籍普通商船在1939—1941年被日军扣押以及由此展开的英日交涉过程。日本方面蛮横傲慢,对英籍商船始终强扣不还,对英方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英国外交当局对于涉案船东几度反复的诉求可算尊重,但对日交涉的努力低效乃至无效,正是该时期英国对日外交整体上奉行消极退让政策的必然结果。三艘遭日本扣押的英籍商船及其相关人员的际遇表明,日本的侵华战争归根到底是对和平环境和国际秩序的挑衅,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同样也直接伤害到诸多外国商民的权益;如不及时制止,就没有可以幸免的旁观者和第三方。在日本侵华战争影响下的第三国商民,也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虽然直接相关的资料零散,但是不能忽视,应该纳入抗战史的研究视野。

再谈滇缅公路的关闭——英国外交部决策过程

1940年6月,日本向英国提出封闭滇缅公路的要求。英国外交部门先后提出限制运量和封闭公路三个月两种方案,英日双方对《封闭滇缅公路协定》具体文本亦有交涉。英国利用这种妥协来换取日本为远东的和平而作出特殊的努力。在谈判过程中,英国试图拖延谈判进程以控制局面。因此,关闭滇缅公路是英国采取的权宜之计,不能等同于英国在欧洲的"绥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