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克里考特对大地伦理的辩护--基于世界观与价值观统一性的理解

克里考特是大地伦理学的重要继承者与阐释者,并为大地伦理学的哲学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尽管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多种角度对克里考特的环境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并没有对克里考特的根本性理论前提,即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性进行探究。而克里考特就是基于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性这一根本性理论前提来对大地伦理进行阐释与辩护的。为了弥补学界的研究空白,分析了克里考特环境伦理思想中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统一性观点,并且探究了它如何作为克里考特的理论前提来为大地伦理进行阐释与辩护。

如何从环境科学的“事实”推出伦理学的“价值”?——基于罗尔斯顿与克里考特的视角

“事实-价值”问题是西方哲学与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从环境科学的“事实”推出伦理学的“价值”,这是环境伦理学必须回应的问题。罗尔斯顿与克里考特的环境伦理思想分别形成“事实→价值→义务”与“事实→情感→价值”的推论逻辑,为解决理论层面的“事实-价值”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在现实中人类应该尊重自然、保护环境提出了多元的理论依据。

论生态中心主义的实践局限

基以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克里考特所提出的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亦即生态中心论旨在化解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在实践层面,这种环境伦理学以生态系统的健康作为最终判据,并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形态与方式。关于物种保护的立场,生态中心主义倾向"谨慎性"的态度。应该说,生态中心论对于当前的环境管理策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它的实践体系也存在着自身的张力。分析指出,生态中心论以自然本底为参照的实践判据过于单薄,它无法肯定实践主体的道德性存在,也难以为物种保护提供坚实的伦理学依据。特别地,夯实生态中心主义的整体实践论需要对笼统的自然之"善"进行必要的限定。

从大地伦理到生态中心论: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进路

作为生态中心论的代表,克里考特在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的基础上,从价值层面、情感基础及实践原则方面夯实了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以"生态系统健康"为核心关注的生态中心论对于现实的环境管理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在上述三方面的进路,并考察了其理论的内部张力及实践可能。

生态中心论之后现代视域的辨析

作为当代环境伦理学之生态中心论的代表,克里考特以新物理学与生态学的视角引向后现代主义的整体观。这一思路指向的是整体论系统观的范式,后者具有四项特征:1整体的性质不能被还原为部分的性质;2整体是部分形成的原因与依据;3部分是系统地互相联系的;4部分是内在地互相联系的,即关系决定存在。以该整体论系统观的范式为依据,克里考特的后现代视域既涉及本体论,也指向价值论。在本体层面,克里考特借鉴了深生态学中"充分实现的自我"的概念试图解构笛卡尔的主客二分。进而,在削弱现代哲学中三类性质(数量性、质量性与价值性)区分的同时,克里考特提出了"实质价值"的概念,并试图以实质价值消解内在价值的同时统摄固有价值与工具价值。在文本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也考察了克里考特的后现代视域的逻辑依据与实践可能。具体地,本文指出:1克里考特以实证科学之认知来架构形上本体的思路混淆了科学命题与玄学命题的区别内涵;2建立在消解三类性质基础上的"实质价值"架空了价值本身的应然引力;3克里考特过分地强调了整体与部分的对立从而容易陷入逻辑悖论;4克里考特以关系消解实体的本质是将关系作了唯内在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缺乏支持力的。特别地,克里考特以整体解析部分并以关系消解个体的进路将导致伦理虚无主义。针对克里考特理论的缺陷,本文指出,以"关系"为纽结的部分与整体之间是体用统一的;而实体间的关系,既具有内在性的一面,也具有外在性的一面;并且,关系的外在性既具有本然的维度,也具有应然的维度,即,它是道德实践的必要前提。

人与自然的张力:生态中心论的实践困境

以克里考特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通常被认为是应对生态危机最具实践力的环境伦理学派。然而,这种看法往往是基于对生态中心论所谓的"生态系统健康"之实践判据的笼统解读。这种含糊不清的实践性观点对于现实的环境管理并无实质性意义。以此,文章阐明了生态中心论的具体实践原则与实践手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生态中心论的实践原则间的潜在矛盾、后现代农业模式的可行性以及作为伦理基础的情感之维与自然之维的内在张力。这种实践力层面的考察与厘清是环境伦理学得以作为现实环境管理之指导思想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