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义务与完善性:沃尔夫与克鲁修斯对康德早期伦理学的影响

康德伦理学的缘起和发展,与近代启蒙伦理思潮的深入影响密不可分。其中,沃尔夫和克鲁修斯的理论影响功不可没,二者的伦理观点及其相关争论,潜在塑成了康德早期道义论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使康德认清,行动的必然性必须被严格界分为“法则的必然性”与“问题的必然性”。前者才是真正的道德义务,确立行为内在的道德价值,后者只是普通的实践规范,仅规定行为工具性的实用价值。这种区分方式后来演变成康德“绝对命令”与“假言命令”的对立模型。其二,在克鲁修斯的启发下,康德批判性地改造了沃尔夫的“完善性”概念,将其道德化地转变为理性意志意欲促成的客观目的。这使得“完善性”这个原本抽象空洞的形而上学概念,通过与理性意志的内在勾连发挥出其应有的实践意义。康德最终认识到,“完善性”绝非规定意志或法则的客观根据,而是道德法则独立规定意志的理想结果,即自由人格的道德完善。

康德论把我们的义务认作上帝的命令

康德既提出了应当把我们的义务认作上帝的命令,同时又反对从神的意志导出道德的神学意义上的他律观念,在本文中将探讨这两种观点如何协调一致。反对自律的建构主义解释;也反对康德拒斥一般意义上的神圣命令论这种通行的主张,将表明康德所反对的神学意义上的他律是某种克鲁修斯所主张的特殊版本的神圣命令论。在此基础上,将发展出一种自律地服从神的道德权威的观念。通过比较康德关于神圣权威的观念和人类政治权威的观念,表明＂自律的服从＂之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