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免刑的适用现状与规范判断路径--以256份刑事判决书为实证分析

定罪免刑作为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在当前积极刑法观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格外予以重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谦抑性的难以偏废,致使定罪免刑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并不鲜见,然而实证分析揭示出,定罪免刑的实践现状仍然存在着适用标准模糊、法条引用混乱及释法说理不充分等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契合刑罚目的和促进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必要厘清定罪免刑条款的适用标准及界限。应当从定罪免刑的尺度基准、性质定位及刑法教义出发,深入探析司法适用陷入困境的背后缘由,澄清定罪免刑制度的认识误区并完善实践适用的判断路径,以期为司法实践的规范运行提供借鉴,从而改变定罪免刑滥用误用的混乱现状。

从定罪免刑到免刑免罪:论刑罚对犯罪认定的制约

免除处罚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并无预防的必要性,司法实践中的定罪免刑并不具有正当性,把被告人贴上犯罪标签会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带来司法实践中的"和稀泥",也无助于实现刑罚目的。免刑免罪立足于以刑制罪理论,主张当行为人的行为应当免除处罚时,就不具有刑事政策意义上预防的必要性,这是预防刑视域下的无罪判断,应当成为刑法中的罪责阻却事由。当代刑法解释论应当重视刑事政策意义上预防的必要性,确立免刑免罪的解释理念。免罪免刑需要公、检、法等机关在不同诉讼环节分别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与无罪判决等处理结论。

危险驾驶罪免刑实证研究

在定罪基础上,免刑是与判刑相对应的刑事责任实现方式。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引下,纷繁复杂的危险驾驶罪案、严格有效的行政前置处罚、谦抑节制的刑罚适用理念,是促成危险驾驶罪免刑司法实践的主要动因。但免刑依据的刑法理论分歧、免刑标准的个案适用困惑、免刑后果的公众认同顾虑仍然极大地制约着当前的危险驾驶罪免刑司法实践。务实地缝合免刑理论分歧、综合地构筑免刑适用标准、理性地扬弃重刑主义观念,是优化危险驾驶罪免刑司法实践的有益路径。

《刑法》第37条中定罪免刑制度争议问题的梳理及评析

《刑法》第37条中的定罪免刑是一个政策性极强的制度设计,它与其他的法定免刑情节之间是包容关系,"犯罪情节轻微"与"不需要判处刑罚"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第37条中的定罪免刑制度应当独立适用。

贿赂犯罪缓刑、免刑适用率高的原因与对策

目前,我国贿赂犯罪的缓刑、免刑适用率一直偏高,这不仅使刑罚的一般威慑功能大为减弱,而且不符合我国从严治吏的政策要求。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司法人员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理解不当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为此,应当采取纠正司法人员的执法观念、制定量刑指导意见、加强刑事裁判文书的量刑论证、赋予公诉机关量刑建议权等对策。

我国《刑法》第37条关于定罪免刑的司法适用探析

《刑法》第37条的免刑规定具有较强的政策功能和司法价值。就个案而言,究竟符合什么样的具体情形方可判处免予刑罚处罚,完整理解《刑法》第37条内涵至关重要。"犯罪情节轻微"量定罪行轻重,是免刑适用的一般化标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追求客观公正;"不需要判处刑罚"测查犯罪人格,是免刑裁量的个别化依据,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追求合理差别。犯罪情节轻微的前提下,是否免予刑罚处罚关键在内因,需要法官综合罪前、罪中、罪后三个阶段的情形综合审慎判断。

《刑法》第37条中定罪免刑制度的价值蕴含

《刑法》第37条关于定罪免刑的规定是一个具有丰富价值内涵的制度设计。加强对该条中定罪免刑制度的研究,对于彰显刑法谦抑、实现刑罚目的、畅通刑罚机制以及创新社会管理都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法定免刑情节研究

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免刑情节主要存在数量太少、应当型情节缺失、免刑情节具体设置上过于单一等三大缺陷。对此,我国立法可以考虑在刑法分则中对于一些轻微犯罪适当增设单一的免刑情节或者增设含有免刑情节的多功能情节;改造一些轻微犯罪的量刑情节,使其尽可能地涵摄免刑情节致非刑罚处罚措施与刑罚处罚衔接得当,对于一些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犯罪设置应当型免刑情节等方面予以完善。

醉驾依“情节”出罪、免刑的路径探析

八年多的实践证明,醉驾入刑的确有效遏制了醉驾行为,与此同时也带来诸如选择性执法、同案不同判、量刑标准不统一、罚不当罪、标签化影响深远等一系列问题与争议.解决问题的理论前提之一便是醉驾能否依《刑法》第13条但书及第37条据"情节"出罪、免刑.刑法总则对分则的指导作用、体系性要求、立法定位、刑事政策的要求及其发展趋势乃至最高法印发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的规定皆要求醉驾应当依13条但书及37条出罪、免刑.

从李白免刑看唐朝法律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唐朝法律文化是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大成者,不但具备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而且在条文之间渗透了德、礼、公平正义等特色,唐律组成之多元化表现出其开放性,其遵从礼法结合的儒家文化,又体现了其包容性。李白是唐朝鼎盛文化的代表,但也曾受过流刑的刑罚处罚,通过研究李白死刑赦免与唐律的关系,研究唐朝德主刑辅的国家统治制度与体恤民情、轻判轻罚的以民为本的法律文化理念,可发掘唐律法律文化背后蕴含的开放和包容的人性化精神,历史上这些有进步意义的法律特质和法文化传统对现今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

试论刑法中定罪免刑的规定

有罪必有责,犯罪和刑事责任之间存在着必然因果关系,然而,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之一——定罪免刑却打破了犯罪和刑罚之间本应当存在的必然因果联系。罪刑相适应原则不仅表现在刑罚的程度和性质与犯罪的程度和性质相对称上,还应表现在建立起犯罪与刑罚的必然因果联系的观念上。对犯罪人适用易感触的实在的刑罚,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食品安全“构罪免刑”情形行政处罚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2015年以来,《食品安全法》虽经历了数次修订(正),但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衔接还不够周延,导致市场监管部门在查处司法部门移送的食品安全“构罪免刑”案件时,存在法律适用争议,影响食品安全“行刑衔接”的效果。《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的兜底性条款、《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处罚到人”条款,虽能作为查处依据,但可能与行政处罚“过罚相当”原则背离。因此,有必要对食品安全“构罪免刑”问题进行梳理分析,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论定罪免刑的必要性——《刑法》第37条的再解释

"定罪免刑"是指某一行为被刑法评价为构成犯罪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基于特定事由不对该行为人予以刑罚处罚的一种制度。有观点认为相比较于酌定不起诉制度,定罪免刑不仅导致司法资源被不当浪费,而且不能实现刑罚目的,但定罪免刑的有罪宣告本身就是一种法律后果,能够实现刑罚目的。检察院在处理案件方面的局限性也说明了定罪免刑存在的合理性。应当对《刑法》第37条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适用提出不同的解释,以合理适应定罪免刑制度。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免刑困境及规制路径

时至今日,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已实施十年有余,醉驾现象仍然十分普遍。随着纷繁复杂的危险驾驶罪案越来越多,现有法律文件规定较为粗糙,缺乏规范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地域差异明显以及适用率低的问题。为解决适用之困境,对醉驾出罪、免刑,在判决活动中实现宽严相济,仍需进一步探讨,醉驾免刑规范仍需进一步完善。

引入与调适:自然惩罚免刑规则的本土化建构

定罪免刑意味着对行为人仅宣告有罪,但并不实际予以刑罚处罚。我国定罪免刑机制适用需满足“犯罪情节轻微”且“不需要判处刑罚”,即社会危险性与人身危险性并重的条件,而双重条件的限制以及实体标准的模糊性导致实践中对个案中行为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严重后果情节认定标准不一裁判结果各异。将行为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严重后果(自然惩罚)作为刑罚宽恕事由在域外立法及司法中有较为成熟的实践,并且将之纳入定罪免刑机制具有刑事政策与刑罚理论的正当依据。自然惩罚引入定罪免刑机制的本土化建构,在实体层面上对行为人遭受的严重后果内涵予以合理界定,同时从刑度和程度方面对自然惩罚免刑规则适用进行双重制约;在程序层面上以公共利益考量划分酌定不起诉与定罪免刑判决之间界限,凸显自然惩罚免刑规则程序出罪的内在价值,从而为自然惩罚案件妥当处理提供明确指引,有效推动个案正义的实现。

捕后判处轻缓免刑情况实证分析

为准确了解影响捕后判处轻缓免刑的因素,提升审查逮捕质量,S省检察院成立调研组,对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全省捕后判处轻缓免刑的3000余名被告人逐案阅卷审查,梳理影响捕后判处轻缓免刑的具体因素,通过走访座谈、调查问卷等方式分析原因,提出进一步提升逮捕质量的措施和意见建议。一、捕后判处轻缓免刑的基本情况捕后判处轻缓免刑包括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宣告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S省捕后判处轻缓免刑率为10.5%。其中,2021年7月至12月、2022年1月至6月捕后判处轻缓免刑率分别为11.3%、9.5%。

定罪免刑:化解微罪扩张伴生风险的优先选项

微罪在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都在不断扩张,其伴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定罪免刑制度在应对微罪扩张伴生风险方面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但在司法裁判中适用率很低,表明其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识。事实上,定罪免刑是应对微罪扩张伴生风险的优先选项,因为微罪与传统的重罪、轻罪有质的差异,我们不能用传统对待犯罪的态度来对待微罪;微罪难以大面积通过不起诉实现审前分流,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也决定了微罪慎刑、定罪免刑在微罪领域有很大的适用空间。要使定罪免刑真正发挥化解微罪扩张伴生风险的积极功能,需要破除定罪免刑就是不受任何处罚的误解,更新有犯罪必有刑罚的传统观念,阐明定罪免刑转向免罪免刑的道路走不通。

定罪免刑制度的价值与功能——《刑法》第37条前段的效用研究

《刑法》第37条前段规定的定罪免刑制度有助于缓解罪杂刑单问题,也有助于提升刑事司法效益和促进犯罪治理的精细化。从效力上看,第37条前段是有关定罪免刑制度的一般性规定,本质在于将分散在刑法中的具体定罪免刑制度原则化,具有独立性和普遍适用性;司法者可在量刑原则、原理的范围内,直接根据该条对行为人予以定罪免刑。理论上反对将第37条前段理解为独立免刑规则的观点均不合理,将其理解为独立的免刑规则能有效弥补第61条的弊端,实现第63条第2款限制司法权的愿望。

我国刑法的有罪免刑制度论要

有罪免刑作为我国刑法的一种制度设置,在司法实践中体现为一种独立的判决类型。然而,有罪免刑判决在实践中出现了"虚置"与"特设"并存的反差现象,特别是免刑在渎职侵权犯罪领域中的异化与滥用,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面对此困境,我们有必要考察有罪免刑制度设立的理论基础,整理和分析我国刑法中有罪免刑判决的规范基础,发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并且探寻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完善途径。

论定罪免刑条款对刑法边界的解构

刑法的边界往往与刑法的基本概念密切相关。古典刑法概念坚持了犯罪与刑罚的二元一体结构,从而划定了刑法的边界。但定罪免刑条款对犯罪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解构,割裂了犯罪与刑罚的关系,从而使刑法的边界无限扩展。然而,定罪免刑条款缺乏立法的逻辑性和理论的合理性,应该予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