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种一线免疫联合治疗方案用于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的多准则决策分析

目的评估4种用于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的一线免疫联合治疗方案的综合价值,为明确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的最佳临床治疗决策提供参考。方法采用R4.2软件对4项文献进行网状Meta分析,得到4种联合治疗方案[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AB方案)、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物(SB方案)、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CA方案)、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替西木单抗(DT方案)]疗效和安全性指标的效应值;结合疗效、安全性和经济性指标,应用多准则决策分析软件M-MACBETH建立价值树,同时计算4种治疗方案的综合价值总分,采用敏感性分析评价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在延长中位总生存期方面,4种治疗方案的优势排序依次是SB、CA、AB、DT方案;在延长中位无进展生存期方面,优势排序依次是CA、SB、AB、DT方案;在安全性方面,优势排序依次是DT、AB、SB、CA方案;在经济性方面,优势排序依次是CA、SB、AB、DT方案。SB、CA、AB、DT方案的综合价值总分分别为67.11、57.77、52.53、42.59分。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4种治疗方案的综合价值排名结果较为稳定。结论4种用于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的一线免疫联合治疗方案中,SB方案为最优治疗方案,而后为CA、AB和DT方案。

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免疫联合治疗研究的新进展

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xtensive-stage small cell lung cancer,ES-SCLC)是一种预后不良的高度恶性疾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有许多关于新化学疗法及其组合和新生物制剂的临床试验不断开展,但总生存率一直止步不前,含铂类药物的EP/EC化疗方案一直是ES-SCLC的标准治疗模式,然而化疗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中位生存时间和2年生存率分别只有7~10个月和10%~20%。近年来关于ES-SCLC的免疫联合疗法有了新的进展,打破了以往的治疗瓶颈。ES-SCLC的全基因组分析显示,大多数ES-SCLC患者p53(90%)和Rb1(65%)基因失活,这些基因突变导致了基因组的不稳定性,使肿瘤产生持久的相关抗原,使得ES-SCLC具有较高的突变负荷,从而奠定了免疫治疗的基础。回顾和分析最近的文献,讨论免疫联合化疗、免疫联合放疗、免疫联合免疫、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ES-SCLC方案和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此外就目前ESSCLC免疫联合治疗模式的探索进行综述。

双免疫联合治疗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一线应用

近年来,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protein-1, 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抑制剂单药、PD-1抑制剂联合化疗日益广泛地用于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一线治疗,但PD-L1低表达的患者治疗反应和生存获益有限,现有治疗方案尚不能完全满足真实世界患者的临床需求。因此,研究者们仍在探索新的有效或者高效的治疗方案,以求进一步提高NSCLC不同人群的疗效和生存预后。双免疫联合治疗,如PD-1抑制剂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ssociated antigen-4,CTLA-4)抑制剂联合在多种肿瘤中均显示出可观的长期生存获益,在NSCLC中亦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除探索不同的新兴联合方案外,如何通过生物标志物准确识别最佳获益人群、如何通过多学科协作有效管理联合方案的安全性,也是双免疫联合治疗受关注的重点。本文就双免疫联合治疗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疗效预测标志物及未来探索方向等作一综述。

胸腺肽在化学-免疫联合治疗中的应用

目的 探讨胸腺肽的研究进展。 方法 介绍胸腺肽的组成、临床应用及其在化学 免疫治疗中的研究状况。 结果 胸腺肽参与免疫监视过程 ,在化学 免疫联合治疗中具有一定作用。 结论 胸腺肽可作为免疫治疗药物 。

“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依匹木单抗”免疫联合治疗肿瘤临床研究进展

目前肿瘤药物治疗主要手段包括传统的放化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然而多数患者不耐受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极大地降低了抗肿瘤效果。在精准化医疗背景下,靶向和免疫治疗出现,但并非所有患者都具有对应的突变靶点。免疫治疗因而逐渐走向肿瘤治疗的舞台中心,使患者有了长期生存的可能性。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主要靶点包括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lymphocyte antigen 4,CTLA-4)、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配体(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ligand 1,PD-L1)。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Opdivo,O药)是PD-1抑制剂,依匹木单抗(ipilimumab-Yervoy,Y药)是CTLA-4抑制剂,在抑制肿瘤上,二者具有协同作用。本文就“O药+Y药”双免疫治疗肿瘤的临床研究最新进展及常见不良反应进行综述。

基于赋能理论的自我管理方案在肝癌行靶向联合免疫治疗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基于赋能理论的自我管理方案在肝癌行靶向联合免疫治疗患者中临床应用效果。方法:前瞻性选取2022年4月至7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靶向治疗联合免疫治疗肝癌患者60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信封法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3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案;观察组在其基础上实施基于赋能理论的自我管理方案干预,进行个性化赋能。比较2组患者出院后1个月的自我管理效能感以及生活质量得分情况。结果:干预后观察组自我效能感及各维度得分有明显提高,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在整体生活质量、躯体功能、角色功能、认知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及疲倦、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失眠、腹泻、食欲丧失症状方面较对照组明显改善(P<0.05)。结论:运用赋能理论的自我管理干预方案,可以有效增强靶向联合免疫治疗肝癌患者的自我管理效能感,提高其战胜疾病的自信心和自我管理能力,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广泛期小细胞肺癌联合免疫治疗的临床进展

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传统的一线治疗方案主要包括化疗和放疗,但往往存在耐药性和毒副作用的问题。免疫治疗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疗策略,可以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攻击肿瘤细胞,具有更好的耐受性和长期效应。本综述主要介绍了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传统治疗的局限性和免疫治疗的机制以及现阶段联合免疫治疗的临床进展。

新辅助免疫单药或联合疗法治疗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癌的研究进展

对于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癌(LA-HNSCC)患者而言,以根治性手术为主的多学科联合治疗仍是最佳的治疗模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已成功应用于这类患者辅助治疗领域,从而引起了人们探索其新辅助治疗疗效和安全性的浓厚兴趣。新近的研究表明新辅助治疗时应用ICIs可以增加主要病理缓解率(MPR),且不会延误手术时间或增加手术难度,且不影响对随后的辅助治疗降级。在免疫单药治疗的基础上,联合治疗进一步提高了MPR,促进病理降期,且副反应可控。但上述治疗疗效可能会受到诸如人乳头瘤病毒(HPV^(+/-))、肿瘤微环境(TME)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如何在众多新辅助免疫治疗方案中为患者选出更适合的方案,是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预测性生物标志物或可成为制定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癌个体化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因此,该文简述了新辅助免疫单药或联合治疗在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癌的临床研究进展,以及对最佳使用顺序和免疫治疗应答生物预测因素的探索性研究。

循证理念指导下的个性化护理对免疫联合靶向治疗肿瘤患者遵医行为及心理状态的干预效果

目的探讨循证理念指导下的个性化护理对免疫联合靶向治疗的肿瘤患者遵医行为和心理状态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1月—2023年1月医院接受免疫联合靶向治疗的120例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组间基本特征具有可比性的原则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6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则采用循证指导下的个性化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癌因性疲乏、自我感受负担、心理状态、营养指标、遵医行为及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护理前,两组生活质量评分、癌因性疲乏评分、自我感受负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癌因性疲乏评分、自我感受负担中的情感负担和身体负担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济负担则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前,两组心理状态、营养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则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遵医行为程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循证理念下的个性化护理能改善免疫联合靶向治疗的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癌因性疲乏、自我感受负担,缓解患者负面情绪与营养状态,进而提高患者遵医行为,并降低不良反应事件发生率。

局部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后行根治性手术的术后病理学缓解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背景与目的:局部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locally advance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LAESCC)患者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neoadjuvant immunotherapy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nICT)后行根治性手术治疗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能够提高患者的病理学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mission,pCR)率、主要病理学缓解(main pathologic response,MPR)率及R0切除率。新辅助治疗后达到pCR/MPR的患者预后明显优于未达到pCR/MPR的患者,因此寻找pCR/MPR的预测因素有助于筛选联合治疗的优势人群。本研究旨在探讨nICT前后的临床资料对LAESCC患者nICT后行根治性手术的不同病理学缓解程度的预测价值并观察其安全性。方法:收集2019年1月—2023年6月于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在nICT后行根治性手术的LAESCC患者。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及新辅助治疗前后患者的部分血液、炎症和营养学指标,根据新辅助治疗后的不同病理学缓解程度进行分组,通过多组比较方差分析及LSD-t事后检验探索对不同病理学缓解程度具有影响的因素,收集并记录患者新辅助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及最终的手术情况。本研究已获得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查编号:2024009)。结果:共收集到62例nICT后行根治性手术的LAESCC患者,新辅助治疗期间只有1例患者出现了4级的骨髓抑制表现,其余患者的不良反应均≤2级;手术的R0切除率为98.39%。本研究与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既往LAESCC新辅助化疗后行根治性手术治疗的研究相比,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及手术并发症等方面未见明显差异。术后的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pCR率为22.58%(14/62),MPR率为40.32%(25/62)。根据术后不同的肿瘤退缩分级(tumor regression grade,TRG),分为TRG1、TRG2和TRG3~4组,3组患者在新辅助治疗前的血小板分布宽度(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PDW)及新辅助治疗后术前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对3组患者在新辅助治疗前的PDW及新辅助治疗后术前的NLR分别进行组内两两比较,发现TRG2组的PDW及NLR均低于TRG3~4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LAESCC患者nICT后行根治性手术可以获得较高的R0切除率、pCR率及MPR率且安全性可靠,新辅助治疗前患者的PDW越低、新辅助治疗后术前患者的NLR越低预示着越好的病理学缓解效果。

新辅助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在局部进展期直肠癌中的研究进展

随着新辅助治疗发展不断成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应用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ARC)已取得了可喜的突破。相较单纯新辅助放疗及单纯免疫治疗,新辅助放疗联合免疫治疗方案展现出更好的临床及病理完全缓解率。但就具体治疗方案,学界还未达成共识。本文介绍了新辅助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在LARC中应用的代表性试验结果及最新临床研究,对治疗方案中放疗的具体剂量及分割方式、免疫治疗的周期及联合新辅助放疗的先后顺序、新辅助治疗结束后手术间隔及术后进行辅助治疗与否等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从免疫浸润、远隔效应及肠道菌群三个方向对近年来放疗增敏免疫治疗的具体作用机制探索做了系统梳理,同时回顾了可预测新辅助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在LARC中疗效的标志物研究进展,希望能为LARC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及未来临床研究的设计提供参考与方向。

肺癌患者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期间居家休养体验的研究

目的 :探讨使用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方案的肺癌患者居家休养期间体验,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照护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对12名行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肺癌患者的症状体验和心理感受进行深入了解,采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分析资料。结果 :共提炼出4个主题,即感知到的症状困扰,复杂的心理感触,产生的多元化影响,内心的期望与需求。结论 :使用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方案的肺癌患者在居家休养期间存在多方面的困扰,需要包括医务人员、家属及相关部门等多方的协作和支持,加强和完善患者居家休养期间的症状管理和延续性护理工作,提供个性化的积极心理干预,以加强患者的支持性照护,减少患者不良的疾病体验,更好地适应病后生活,提高生活质量。

肺癌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患者出院准备度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肺癌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患者的出院准备度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通过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2-3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治疗的262例接受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由研究者在患者出院前发放调查问卷,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出院准备度量表、中文版出院指导质量量表以及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对患者进行调查,分析出院准备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患者出院准备度总分为(99.27±14.92)分。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患者性别(t=-3.038,P=0.003)、年龄(t=-2.651,P=0.009)、肺部放疗史(t=1.993,P=0.047)、出院指导质量(t=3.540,P<0.001)和恐惧疾病进展(t=-5.526,P<0.001)是肺癌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患者出院准备度的影响因素。结论肺癌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患者出院准备度得分处于较高水平,男性、年龄<60岁、无肺部放疗史、高出院指导质量评分、低恐惧疾病进展评分能促进患者出院准备度的提高。

抗生素对晚期尿路上皮癌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

目的 探讨抗生素对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行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期间临床疗效的影响。方法 选取2020年8月至2022年12月在我院确诊为晚期尿路上皮癌且行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71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是否应用抗生素分为应用抗生素(A)组和未应用抗生素(B)组,分别比较两组的基线特征及生存分析等。结果 两组患者的基线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应用抗生素(A)组患者mPFS为6个月(95%CI:4.92~7.08),与未应用抗生素(B)组的8个月(95%CI:5.67~10.34)相比显著降低(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抗生素应用情况是患者PFS(HR=2.11,95%CI:1.17~3.81,P=0.014)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抗生素可以影响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临床疗效,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缩短,在临床中应慎重合理应用抗生素。

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泛免疫炎症值、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和肠道菌群构成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获益及毒副反应的关系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PD-L1)、泛免疫炎症值(panimmune inflammatory value,PIV)、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 lymphocyte ratio,PLR)和肠道菌群构成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获益及毒副反应的关系。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在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接受治疗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112例,所有患者均给予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分析治疗有效组和治疗无效组、毒副反应Ⅰ~Ⅱ级组和毒副反应Ⅲ~Ⅳ级组患者治疗前后PD-L1、PIV、PLR和肠道菌群构成差异。结果69例患者治疗有效,治疗有效率为61.61%。毒副反应达到Ⅲ~Ⅳ级患者38例,毒副反应达到Ⅰ~Ⅱ级患者74例。治疗有效组患者治疗后1个月PD-L1、PIV、PLR、肠球菌及大肠埃希菌含量均显著低于治疗无效组(均P<0.05),而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含量均显著高于治疗无效组(均P<0.05)。毒副反应Ⅲ~Ⅳ级组患者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评分2分比例、TNM分期Ⅳ期比例分别为58.14%和46.51%,均显著高于毒副反应Ⅰ~Ⅱ级组(均P<0.05)。毒副反应Ⅰ~Ⅱ级组患者治疗后1个月PD-L1、PIV、PLR均显著高于毒副反应Ⅰ~Ⅱ级组(均P<0.05),而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含量均显著低于毒副反应Ⅰ~Ⅱ级组(均P<0.05)。结论在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有效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治疗后PD-L1、PIV和PLR显著降低,肠道菌群明显改善,同时在毒副反应Ⅰ~Ⅱ级患者中存在相同现象。

编码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溶瘤病毒:免疫联合治疗新思路

近年来,继手术、放化疗、靶向治疗后,免疫疗法的兴起为肿瘤治疗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诸多肿瘤免疫治疗方法当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以其突出的肿瘤免疫逃逸抑制能力和临床生存获益,被认为最具发展潜力的肿瘤免疫疗法之一。然而,由肿瘤微环境塑造的低免疫原性,被认为是阻碍免疫治疗发展的关键因素。溶瘤病毒是一类能够选择性感染癌细胞的病毒,能通过直接裂解杀死癌细胞,进而加强肿瘤抗原呈递,招募和激活特异性与先天性免疫细胞,将“冷肿瘤”转化为“热肿瘤”,使得ICI的作用基础(细胞毒性T细胞浸润增加),促进ICI发挥作用。在基因编辑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经过基因改造,设计携带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分子编码基因的溶瘤病毒,使其在肿瘤当中特异性表达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溶瘤病毒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治疗开辟了新思路。这一新策略不仅能够发挥二者在免疫治疗机制层面相互补足的优势,还能够提高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肿瘤微环境的特异性表达,规避其不良反应,开拓了以溶瘤病毒基因工程为基础的免疫治疗新思路。目前,该策略在总体生存期的提高、肿瘤生长的抑制、再次激发后记忆T细胞对肿瘤的排斥、T细胞(CD4^(+)、CD8^(+)和CD3^(+)T细胞)的浸润提升等方面都呈现可期效益,并具备建立更持久的特异性免疫、灵活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编码表达、医疗成本低等优点,具有广阔开发前景。然而,目前此类研究尚未进入临床阶段,且其本身在安全性、有效性等方面尚存缺陷,是值得深入挖掘研究肿瘤治疗策略之一。

肝癌围手术期免疫联合治疗热点问题

原发性肝癌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属晚期,生存期短,预后极差,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近年来,肝细胞癌的系统治疗取得了突破进展,特别是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打破了分子靶向药物的单一治疗局面,而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策略更显示出优效性,深刻改变了肝癌围手术期的治疗格局。本文重点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在肝癌围手术期应用场景的几个热点问题,并就免疫联合靶向药物治疗方案在肝癌围手术期应用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盘点。

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肝细胞癌的进展与挑战

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在不同类型癌症治疗中取得成功,大量研究正在探索ICI在肝细胞癌(HCC)治疗中的作用,包括单独或联合治疗。本文主要总结PD-1/PD-L1抗体联合免疫治疗的最新试验数据,并讨论联合免疫治疗抗肿瘤的机制与疗效,以及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潜在解决方案。

冷冻消融联合免疫治疗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冷冻消融在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治疗中除了通过低温使肿瘤细胞脱水、破裂、坏死外,还可通过产生抗肿瘤免疫应答来发挥作用的。而近年来免疫治疗在NSCLC的治疗方面效果显著。那么冷冻消融和免疫治疗在NSCLC治疗方面是否具有协同作用呢?本文就冷冻治疗、免疫治疗及两种联合治疗在NSCLC治疗中的应用进展作一综述。

非小细胞肺癌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研究进展与挑战

由于部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在免疫治疗后没有产生免疫应答或发生继发性耐药,NSCLC免疫治疗的疗效仍不能令人满意。因此,研究者们开展了多项包括放疗(radiation therapy,RT)联合免疫治疗在内的、致力于增强免疫治疗疗效方法的研究。本研究回顾分析了放疗联合免疫治疗提高NSCLC疗效相关研究的进展,并探索进一步增强这一联合治疗疗效的新途径。首先,我们讨论了目前仅有的两项随机试验(和一项汇总分析)。这些试验表明,免疫治疗联合放疗可提高转移性NSCLC患者的远隔客观缓解率、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然后,讨论了与放疗免疫疗效相关的因素和生物标志物,例如低水平的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PD-L1)、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和患者免疫功能。接下来,我们讨论了放疗逆转免疫治疗耐药的机制和应对措施。最后,讨论了低剂量放疗有助于调控肿瘤间质中抑制T细胞浸润的抑制信号的新作用。综上所述,通过对上述研究的深入分析使更多NSCLC患者从免疫治疗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