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研究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有相似之处,在某些层面也存在一定差异,要找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的契合点,明确党内法规仍然拥有“法”的属性,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需加强对党员干部群众的法治宣传,在相关政策措施方面,仍需不断修改完善。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构造--以党的政策转化为视角

既有关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的讨论多采用二元对照的线性思维,容易导致对更为宏阔的治理场域下两套规范体系关系定位的忽视,进而弱化相关理论的现实诠释力。在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政策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制度创建供给了实质内容。因此,观察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应将党的政策带入研究视野,形成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立体三维结构,这也有助于分析和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法治道路的一些关键特征。从三维结构出发,党内法规不是对党的政策的简单延续,国家法律并不必然构成党的政策转化的最终形态表现;在党的政策的转化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不存在更优法治形式的比较。在中国共产党治理法治化的语境下,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能够经由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有机结合而呈现出内在统一性;在转化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会因各自功能定位的区分而具有相对独立性。

党内法规的性质、内容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

准确理解与把握党内法规的性质、内容及其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对于推进党内法规制度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内法规属于广义的“软法”“社会法”范畴,但其性质、内容、地位与效力具有自身特殊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法规根据其调整内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党章及其相关法规”“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与“党的监督保障法规”等五种类型。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既要重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之间相互补充与相互衔接的关系,又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正当性论证——基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关系视角

一种规则体系的正当性论证离不开合法性要素。对于一般意义的社会规范而言,合法性往往表现为接受国家法的审查,而对于国家法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而言,往往还需要有合法的权力授予机制。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正当性论证中,合法性要素更为重要。不同于乡规民约、公司章程等一般的社会性规范,也不同于行政部门或者准行政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在历史、现实、规范等不同维度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关系呈现出多重结构。现有的有关党内法规的正当性论证理论中,尽管运用的理论框架有所不同,但往往对党内法规持外部性视角,从整体上解释党内法规的正当性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问题。本文力图从党内法规内部切入,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党内法规,分别阐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党内法规的正当性理论。相比党的自身建设类党规,党的领导类法规的正当性论证更加接近于行政部门或者准行政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合法性要素在其中也更加重要,需要在不同层面上都得以体现。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解读——以二阶观察理论为视角

社会功能分化视野下的系统"自创生"运作为党规国法的分出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下,以二阶观察理论为视角,两者是互为环境、相互"寄生"、相互"激扰"的关系。从互为环境来看,党规国法系统可以作为彼此的环境进行认知开放,如党政联合发文及备案审查联动制度。从相互"寄生"来看,党规国法具有双向建构意义。国法对党规的体系性、规范性、程序性具有建构意义;党规的某些政策或价值理念对国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从相互"激扰"来看,"国法高于党规"可以视为国法对党规发出的限制党规系统自我扩张的激扰信息;"党规严于国法"可以视为党规对国法发出的内在补充和进行自我反思的激扰信息。

正确把握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之间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包含国家法律体系，也包含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都是规则制度，具有公共性、规范性、普遍适用性等特征，所以，二者存在一致性的方面；同时，由于二者的制定主体、适用主体等的不同，因而，二者也存在重大差别。要把公权力关进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制度笼子里，需要正确处理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关系。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关联、区别及其关系之协调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同属于法的范畴,都是制度理性的产物。二者具有类同性,既相互保障,又相互制约,同时又在制定主体与实施主体、效力来源、适用的对象与领域、规范逻辑以及对公开性的要求方面存在着明显区别。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共同支撑,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作为社会治理规则而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作用时,难免会因其不同而产生冲突或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显然会对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带来负面影响。为此,需要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性质“二元”到系统关联: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研究的范式转换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发展持续了30多年,以"理想类型"的方法进行理论构建会发现影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三种范式,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二元界分的"性质—归属"范式;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范体系衔接的"功能—结构"范式;法治和系统语境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一体化的"规范—系统"范式。每一次范式转换前都可能伴随着某种方法论的视角转变,以"理想类型"方式构建的经由"视角"到"范式"再到不同"范式"转换的链条,清晰地呈现了我国法治事业推进过程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联方式不断被理论和实践认知与改写的历程。三次范式转换从学理上勾画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的进路和图样。

党内法规作为行政法的渊源:证成、动因及其适用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正式确立了党政合设和党政合署的制度安排。这一举措是我国根据新时期发展形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接执政党的宪法地位、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大决定。但同时,这一举措也对以行政主体为起点展开的传统行政法理论体系造成了冲击和挑战,尤其要面对党内法规能否作为行政法的法源进而约束行政主体的公权力行使的问题。对此,应从理论证成、现实动因以及规范适用三个方面来回应这一问题。

浅议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同为国家治理的依据,但二者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表现形式、适用范围和实施保障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又有密切的联系,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同时国家法律效力高于党内法规,党内法规要求又严于国家法律。为了使我国的法治建设更科学更完善,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上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党内法规是规范党组织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总称,既独立于国家法体系,也不同于软法,是自成一系的公共规范。受社会、历史等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偶尔出现冲突,表现为案件管辖授权冲突、针对管辖竞合的态度、移送规定、党内法规规定党外主体义务及党内法规条款直接违法等形式。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协调既要化解既定的冲突,也防范可能的冲突。化解冲突要正视并承认冲突的存在,坚持党内法规不得与国家法相抵触,使党内法规的规范、制度和精神向国家法看齐。防范冲突要建立党内法规创制部门与国家立法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制定程序,将法与法治的基本精神融汇于党内法规之中。

浅析“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2013年，党中央先后公开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及《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三部文件。三部文件的发布为我党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国家法律是党内法规的制定约束，任何党员和党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同时，党内法规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内法规是国家法律的重要保障。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时深刻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因此，认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我们推进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具有重要作用。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及民间法的关系论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地位的稳固,党内法规概念与内涵已明确化,其规范化和体系化也基本形成,与党内法规有关的这些社会力量最终促成了其向法的演化,这也使得党内法规的研究成为了不可忽视和不可回避的话题。政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关系决定了在我国制度实践中,党内法规体系是与国家法律体系、民间法体系并行的独立的规范体系,是我国法治体系的重要一元。相应地,党内法规体系在法治体系中的具体定位应该是引领作用,而国家法律体系是处于核心的主导地位,民间法体系则是辅助地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及民间法有效互动,共同推动法治建设。

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

依法治国视角下,正确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是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协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解读,就两者的协调建设进行了探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良性共存机制的建构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反复提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良性共存机制建构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核心命题。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视阈,可以对两者的建构路径作出考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内法规"已蜕变成为具有鲜明法治特性的"软法"。相较于形态完备的"国家法"而言,"党内法规"在体系建设与效力保障等多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因此,学习与借鉴即成为两者互动的主体性路径。具体而言,即"党内法规"应以"国家法"为参照,构建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以"国家法"为参照,建立"党内法规"的复合清理机制;以"国家法"为参照,设定"党内法规"的长效评估机制。

党内法规属性的再认识

软法概念输入之初,学者们关于党内法规的软法属性已成定论。新近对这一结论的质疑,或是对软法理解的偏误,或是无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效力来源机制的差异,或因误解党内法规自身的严厉性。事实上,硬法范围的特定性,决定了我们无法将党内法规纳入硬法范畴;党内法规调整的特点,也完全契合软法调整的特点。尽管未来有将党内法规作为第三种形态法的理论可能,但目前软法理论依然具有对党内法规性质的解释力。将党内法规视为软法,也更利于科学地理解和解释与党内法规同类性质的社会治理规则。

党内法规的法学逻辑及其与国家法的契合路径

从文本学和规范学意义上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分属于不同的规范体系,两者存在显著的效力差异。但是从法社会学视阈来讲,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同为"行动中的法",前者为"软法",后者为"硬法"。通过对党内法规的"三级结构"的分析,可以认知党内法规的软法特性。而党内法规体系自身所蕴含的法学逻辑,更是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协同与合作奠定了前提基础。若要达成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共生与共治,仍需建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内部融通机制,勾勒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外部协同机制。

论党内监督法规与国家法律制度的衔接——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与《监察法》为视点

以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党内法规的法律地位为开端,伴随着新时期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深入推进,党内监督法规与国家法律制度的衔接命题得以真正发生。在顶层制度设计领域,综合立法理念、制度设计以及实施原则的考量评判,《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是新时期党规国法监督制度衔接的一个颇具借鉴意义的成功范例。党规国法监督制度衔接推进理应在两个层面展开,理念层面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围绕反腐败工作核心展开;制度层面则需要在立法沟通、协同审查、整合解释方面推进系统化制度衔接改革。党规国法监督监察制度衔接的理想目标应该是围绕共同目标任务,发挥各自制度特色、吸收对方制度优势,在坚守与借鉴中成功打造党规国法监督衔接的制度合力。

党内法规性质的再探讨——兼论党内法规不宜上升为国家法的原因

将党内法规纳入软法的范畴并不意味着党内法规就不"硬"。因为软法未必"软",而硬法也未必全都"硬"。软法与硬法的划分主要是基于有无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凡是没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都属于软法,而有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的则一律归入硬法。在定性国家法之外的其他发挥着类似法律作用的社会规范方面,软法尽管可能不是一个最恰当的术语,但却是目前尚无法为其他概念所取代的概念。鉴于党内法规的软法性,其不宜上升为作为硬法的国家法。将党内法规上升为硬法不利于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也不利于全面从严治党。

依法治国方略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正名与定位

由于我国法治传统的缺失以及长期的革命斗争环境,党内法规概念自提出直至改革开放之前接受程度一直比较低,自身的规范性特征也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层面法治建设的开展,党内法规的概念才得到广泛的认可,党内法规的规范性特征也日益增强。从本质上看,党内法规不属于依法治国之"法",与社会法、软法概念虽有类似,但仍有根本性的区别,其应当也能够像软法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我们应当以规范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并处理好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之间的衔接与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