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调整范围的政治性标准

围绕党内法规调整范围形成的党内关系和党务关系两种认知,主要存在忽视实然样态和历史维度的缺憾,有必要综合历时和经验的视野来探寻影响党内法规调整范围的关键因素。从百余年的制度演进征程看,党内法规的调整范围在革命和建设中形塑、在改革中接续和调适、在新时代集成,政治性是贯穿其中的关键线索。就政治性塑造党内法规调整范围的标准逻辑而言,其以中国共产党从党和国家战略高度对政治问题作出的判断为重要前提,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为框架构成,并区别于传统部门法调整范围的划分标准,体现出党内法规自身的独特性。

论党内法规调整的具体特征及应坚持的原则

作为一种制度调整,党内法规调整除了具有“由内及外”的整体特征外,还具有不同于国家法律调整及伦理道德调整等其他规范调整的一些具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鲜明的政治性、依据的合法性、程序的合规性以及突出的义务优位性。在党内法规调整党内关系的过程中必须以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为根本原则,以坚持底线思维与系统性思维为基本原则,以坚持务求实效为重要原则。这是正确发挥党内法规调整作用的客观需要。党内法规调整以助力并服务于国家法律调整为使命,强化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是走好新征程的必然要求。

党内法规概念的演变与发展——一种学说史的梳理

学界对“党内法规”概念的讨论已延续20多年,对这一概念的学说史进行梳理对于党内法规基础理论的发展和党内法规整体性学科史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党内法规制度实践和相关学说发展情况,党内法规概念学说史的叙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1990-2002年间,学界主要围绕党内法规调整对象和表现形式展开初步探索,大范围的学术探讨尚未显现。在2002-2014年间,有关学术论争主要集中于党内法规性质问题,其中法的属性层面的“非法论”和“姓法论”两种观点形成理论交锋,“姓法论”中的“软法论”一度获得学界广泛认可。2014年至今,有关学术讨论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围绕党内法规的性质,“软法论”在自我修正完善的同时,面临着“硬法论”“反软法—硬法论”的挑战。围绕党内法规调整对象,“政党自治规范”理论、党内法规“外溢效应”理论等形成理论交锋。围绕党内法规形式,学界的关注重点开始向党内法规形式与本体的衔接方向转换,主要关注党内法规的形式定义问题,学者尝试采取各种类型的“广义党内法规形式论”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的形式定义加以拓展。

论对党的领导的三元调整——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治观和法治方法论

党的领导的调整包含党的领导关系的调整和党的领导事务的调整。对党的领导关系的调整,分别通过宪法和政治安排予以实现。宪法调整旨在从宏观层面对党的领导关系予以调整,解决的是党的领导的外在合法性。对党的领导事务的调整,依据党内法规予以实现,解决的是党的领导的内在合法性。政治调整主要是在遵循政治伦理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方式调整在领导过程中形成的实际上的领导关系,解决的是国家的总体安全和稳定。党的领导的合法性是外在合法性与内在合法性的有机统一。外在合法性是指党的领导要有宪法依据,即宪法地位;内在合法性是指党具有与其领导地位相匹配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即德位相配。三种调整类型都有三个必要条件,即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对权利义务作出调整,运用特殊的强制力保证实施。党内法规调整依靠党内纪律和责任制度保障调整的有效性,宪法调整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调整的有效性,政治调整依靠政治原则保障调整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