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问责制的实践逻辑及现实优化进路

党内问责工作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内容。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问责制的实践历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问责制,将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高度重视科学的顶层设计,牵住主体责任的“牛鼻子”,重点抓好“关键少数”,注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推动党内问责实践不断发展。基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优化党内问责制度势在必行,其现实进路是:重点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思想认识,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落实。

以党内问责制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

党内问责制作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着重要意义。就内在机理而言,党内问责制为党的全面领导的目标指向——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提供了制度支撑,为党的全面领导的立身之本——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供了保障和动力,为党的全面领导的力量之源——坚持人民至上提供了回应机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确立以信任为基础的问责理念,将党内问责制嵌入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之中,探索数字赋能党内问责制的实践路径,不断优化党内问责制,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问责制的建设成就及效能提升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党内问责制建设,在制度改革、制度配套、内容程序设置、制度贯彻落实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分析党内问责制建设的成就,可以将相关经验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党的领导是党内问责制建设必须坚持的政治前提,二是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是党内问责制建设的制度保障,三是抓好“关键少数”是党内问责制建设的重要目标,四是强化制度执行是落实党内问责制的关键所在。为了进一步提升党内问责制的效能,应当规范自由裁量范围,明确党内问责制的裁量基准;加强纪检队伍建设,提升党内问责制执行效果;明确责任界限,推动党内问责制与相关规范有效衔接;完善容错纠错机制,细化党内问责制的救济程序。

当前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路径的研究主要从问责要素分析的角度展开,基于这些研究需要进一步采取系统分析方法,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分析对象,建立"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情形—问责程序—问责结果"五维分析框架。从该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当前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问责主体格局比较单一、党组织作为问责对象较为鲜见、问责情形设置不够均衡、问责程序缺乏可操作性和约束力、被问责官员无序复出削弱问责结果的公信力五个方面。鉴于此,完善党内问责制应当将健全问责主体格局、对失职失责的党组织进行集体问责、设置均衡的问责情形、提高问责程序的可操作性与约束力和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作为五条具体路径。

建立完善集体决策环节的党内问责制

从权力结构来看,我国是党委领导下的政府负责制,建立完善党内问责制自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给党内问责的顺利开展带来了诸多难题。为此,我们在具体分析集体决策给党内问责造成困扰的基础上,有必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对集体决策环节建立完善党内问责制进行深入探索。

党内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构成——兼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党内问责制是与行政问责制相对应,专门针对政党组织内部的问责制度。从党政关系的视角来讲,行政问责离不开党内问责制,只有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配套实行并发挥作用,问责体系才算健全与完善。有基于此,有必要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解读,从党内问责主体、对象、内容、情形、方式、结果、执行等七个方面分析党内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并对其构建中存在的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建党百年来党内问责制的历史沿革、主要特点及基本经验

党内问责制是管党治党的强大利器,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举措。回顾建党百年历程,探寻党内问责制的历史沿革,梳理其形成、扩展、完善的发展脉络,所包含的具有规律性的、能够体现演进趋势的特点主要有:问责范围向领导责任拓展、问责对象向党政同责转化、问责事由向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深化、问责标准向有责必问转变、问责方式向长效问责演进。其中,坚定不移地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构建严密的法治体系、抓住“关键少数”、强化制度执行等宝贵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

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问题研究

党内问责制是一项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们要针对当前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和问题,通过尽快出台《党内问责条例》、树立权责对等的理念、抓准问责重点、建立科学的问责机制、理清三大关系、营造和谐的党内"问责文化"、切实推进党务公开,为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提供有力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中党内问责制的制度创新

党内问责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障,其制度化创新是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必然要求。党内问责制自建党起不断在实践中探索确立和完善创新,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现了党内问责制在对象确定、内容把握、执行过程的规范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贯彻落实党内问责制,把握好"全面"、"从严"、"治党"三重维度,不断扩大党内问责的时空范围,提升其制度效能,以问题为导向深化问责,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与党内问责制的双向互动,真正达到标本兼治。

新中国成立70年党内问责制的历史沿革、现实困境与破解之道

党内问责制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载体,其历史沿革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以“责任追究制”之名行“问责制”之实的责任追究阶段、党内问责制的地方探索阶段、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全国推广阶段和专门系统的党内问责制阶段四个时期。从制度运行的角度看,综合纪检监察机构的调研结果和党内巡视反馈意见可以发现,当前党内问责制在运行中存在问责主体缺位与越位并存、问责泛化导致党员干部因为害怕问责而不敢为和问责决定执行不到位导致党内问责“高举轻放”等困境。鉴于此,我们应当抓住当前《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即将修订的有利契机,从推动党内问责主体积极履责与依法行权、完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容错条款与权利救济程序以及培育问责文化与健全问责主体的再问责机制双管齐下三个方面入手,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党内问责制度。

党内问责制: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党内问责制是我党严于律己、从严治党的一项创新举措。只有依托党内问责制,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战略,才能提升干部队伍的党风作风和精神活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效能性,为我党强化执政能力、创建服务型政府、更好带领全国人民投身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制度保障。

建党百年党内问责制的治理成效与优化路径研究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党内问责制从成立之初的萌芽探索到新时代的完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治党成效。这一制度的设立,不仅有助于全方位推动管党治党效能,全面提升国家整体治理效能,还有力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动力。在建党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党内问责制得到了有益的实践探索,为管党治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同时也存在事前问责不够充分、事中问责程序不够规范、事后问责反馈不够善等问题。基于此,深刻把握党内问责制的实质内涵,加强问责程序机制、问责保障机制建设,进而需充分发挥党内问责制的制度优势,高质量推动管党治党理论与实践发展。

论新时代党内问责制与党的政治建设的相互关系

党内问责制与党的政治建设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党内问责制能够从三方面保障和促进党的政治建设:党内问责制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各类主体提供了内在激励机制;党内问责制确立了以责任为中心的主体间互动规则体系;党内问责制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党的政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党内问责制的制度定位、制度建设目标以及问责情形设定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政治建设取得的成效为党内问责制的发展提供了心理支持、能力保障和环境支持。

论新时期中共党内问责的制度体系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是指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其职责履行情况进行说明与解释、并对其违反职责要求的行为承担党内责任的制度。新时期中共党内问责制度体系的构建,一方面表现为与党内问责相关的党内法规的颁布实施,另一方面表现为各具特色的地方党委问责制度的颁布实施。对照科学问责、民主问责、依法问责这三个目标,党内问责制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健全制度体系,拓宽问责路径。

国内问责制研究综述--基于近十年的CSSCI文献

借助CiteSpace软件与文献研究法,近十年的国内问责制研究可总结概括为两大主流——行政问责制研究与党内问责制研究。其中,行政问责制研究遵循着“问题——回应”框架,主要围绕着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法律这五大方面对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展开问题分析与相关回应;党内问责制研究整体偏少且并未形成清晰的研究体系,大致可划分为对党内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的研究、对某一方面的党内问责的细化研究以及对党内监督和其他监督形态关系的探讨。尽管这十年间问责制研究的总量不低,但整体研究状况却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机制层面的重复性研究过多、党内问责制研究过少以及没有形成新的研究热点,而要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问责制,从体制层面入手是未来问责制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