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与孙中山对植入党军体制的认知分析

1920年代前期,布尔什维克极力向国民党输出党军体制。这既是针对国民党的党务及军事工作中的各种暗斑而开列的药方;也暗含着借助政治工作,以中共党人为先锋,赤化国民党军队的单方构想。走投无路的国民党决定引入党军体制,既是为了自我救赎,也含有以"夷"制"夷"、溶"共"于"国"的一厢情愿。饱经政治风霜的孙中山,自引入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党军体制之始,即已为日后国民党的建军模式由师俄转向师德,预留了伏笔。国民党因师俄而萌生的党军体制,引入之初就孕育着变异与转向的另类种子。

北伐前黄埔军校与第一军的党军体制——以国共关系的演变为视角

黄埔军校引入党军体制之初,国民党一面联俄容共,一面在内政外交上采取防范措施。孙中山离世,国民党失去公认领袖,军权和意识形态都缺少了驾驭的舵手,这对党军体制的走势影响甚大。汪精卫继任总党代表,允许共产主义思想在军校与第一军流传。中共党人主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人掌控的孙文主义学会相继成立,意识形态纷争遂由个人行为演变为集体行为。为掌控军权与政权,管控意识形态,蒋介石挑起三二○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挤中共党人。蒋军权固然稳定了下来,但第一军党军体制大受影响,战斗力迅即下降。蒋依托军校与第一军的军力,成了国民党政权合法的也是事实上的中心,以党领军的建军目标,朝着以军控党的方向调头而去。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前后的党军体制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国民党党军体制虽受巨大冲击,但表面依旧完整。在党内军内联合抵制下,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军事提案审查委员会决定不恢复党代表制,但保留政治部制和特别党部制,党军体制至此残缺不全。黄埔学生会不仅是蒋复职的推手,也是其掌控武力的重要凭借。蒋冯阎李四大集团军总司令均倚重私人关系统领部属,党军体制从国共合作时期名义上的中央集权、以文制武、以党领军,降格为单一的各为其主的宣传类事务性工作,体制的时代价值大为减弱。

苏俄顾问、中共党员与党军体制的发端

国民党1924年引入苏俄党军体制、接纳中共党员,其目的是矫正以往的党务、军事之弊,更重要的是以此换取苏俄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国民党这种另类的“西体中用”,背后折射出苏俄和国民党相互戒备、各取所需,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上走到一起的因果关联。双方此时利益的粘合,又为彼时利益的冲突,埋下了根本无法纾解的巨结。1924年发端的党军体制,自始即为国民党所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则陷入孙中山及国民党预设的陷阱。党军体制的命运,取决于未来国民党的军事征战进程。

国民党“两个中央”对峙时期的党军体制

北伐胜果越多,国民党政权高层之间的纷争也越多,直至形成南昌和武汉两个争持不下的政治重心。党在哪里?军在哪里?在南昌、武汉“两个中央”僵持之际,武汉方面过“左”的行为,使军事将领对共产党利用党军体制渗透军队的恐惧,超过对蒋介石的恐惧。军事将领正好以反共的名义,把打击矛头指向他们一直戒备很深的党军体制。武力主导下的政治兴衰逻辑一旦形成并强化,党军体制则日渐成为军权的附属物。

黄埔军校党军体制的创设:以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为中心

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为治理党军分离的痼疾,决议改党建校,以校建军,引入苏俄党军体制。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成为近代中国实践崭新驭军模式的开始。但在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等人的认知与践行之间,存在难以去除的隔膜。1924年初开始建立的党军体制,其制度规划与实际运行既有契合也有背离。国民党政权的军事现代化之路——党化与国家化,新旧杂糅,荆棘丛生。此后,在这种"党军""国军"的名义下,军权支配党权、政权。兼带私人属性的党军、军政关系,对国民党政权的成长与政治命运造成了重大影响。

俄制东输:国民党军队党军体制的起源(1917-1923)

苏俄开创的以党领军的军事体制,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驭军模式。共同的革命利益,使苏俄和国民党逐渐走到了一起。苏俄顾问诊断出国民党军事运动和党务建设的多重弊病,努力劝说孙中山改组政党,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以党领军。苏俄及其在华顾问为党军体制的东输做出了贡献,助推了中国军事、政治的现代化。党军体制的东输,对国共两党的政党与军事建设,影响深远。

中国国民党“党军”体制的由来

新文治主义思潮、现实武装斗争、外部政治势力是推动国民党确立党军体制的三个主要因素。新文治主义思潮为国民党"党军"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体制基础;从推翻帝制到打倒军阀的新型武装斗争实践,推动着孙中山探索符合时代要求和具有中国特点的建军之路;苏俄介入中国革命并向国民党输出其"治党"和"治军"体制,促使孙中山决心以俄为师,通过建立黄埔军校,最终确立起"党军"体制。

“三二〇”事件后蒋介石与党军体制的变易——兼析党军、文武主从关系的变动

国民政府成立后,汪精卫在推进党军体制、强化权力的过程中,与蒋介石产生越来越尖锐的摩擦,直至1926年发生"三二〇"事件。事件后至8月下旬北伐军击败湖南境内吴佩孚势力期间,蒋介石大力更动党军体制。体制的变易,既是党军、文武两对主从关系变化的结果,又强化着军主党从和武主文从。体制的变更表明:虽历经改组,国民党依然受制于各军事实力派;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仍旧带有深厚的宗法派系的烙印。尽管体制更易,改组后党治为表的大势却不可逆转。从短期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人地位的上升,迎合了战争时代的要求,对北伐及定都南京有不小的正面价值。但从长期看,不能不说国民党政权的军事烙印太深,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型并不成功,这给党政军的未来命运埋下了重大隐患。

一次东征至三二〇事件期间的党军体制

1925年,国民党政权在军政统一的大背景下,加快推行党军体制。1926年3月19日,在汪精卫主导下,若干规章条文正式公布。岂料仅隔一日,党军体制即因三二〇事件而发生重大问题。在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各路军事将领的联合阻挠、宗法家长制的余绪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党军体制沦为多方角力的冲击对象,刚露头的"以党领军""中央集权""文主武从"的理性和久欲挺直腰杆子的党权,在军权面前铩羽而归。党军体制的变易,深刻影响了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的命运。

国民党改组至“三二〇”事件期间汪精卫与党军体制之命运——兼析党内文武关系的变动

在中国历代和平时期,文治倡行,而战乱年代往往军权扩张。1924年国民党改组,文治之意甚显。黄埔军校及其教导团引入党军体制,"文主武从",在军队中开始有所体现。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高层权力之争造成党的分裂,削减了党力,对文武关系影响甚大。汪精卫成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后,以"文主武从"为建设目标之一的党军体制,成为他巩固权势与地位的重要凭仗,也因此与军事强人蒋介石屡起摩擦。蒋挑起"三二〇"事件,重创汪精卫。汪精卫的政治际遇,既是党军体制曲折命运的写照,也是文武主从地位变动的深刻反映,并因此而强化了国民党政权军事独大的政治运行逻辑。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军关系体制的生成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军关系体制的形成有它自身的逻辑：军队的政治性与革命时期党军关系的特殊性是体制形成的历史逻辑;传统社会绅治的衰落、军治的缺陷与党治的成熟是体制形成的社会逻辑;长期执政与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是体制形成的现实政治逻辑。

孙中山晚年关于革命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孙中山晚年力倡"主义建军",创建"党军体制",加强军人精神教育,开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新时代。其理论不仅对当时的革命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在形式上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