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传统的新机制: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党建动员社会”

社会动员是中国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解国家治理的关键切口。传统社会动员模式建立在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并以此实现国家意志的基层执行。随着权威认同的弱化、社会的原子化和代表性断裂,传统的动员模式在应对复杂社会治理中逐渐式微。作为新时代场景转换中的基层社会动员模式,“党建动员社会”借助党组织的差异化权威塑造、党组织统筹的项目化运作、党组织社区能人吸纳三重机制,分别构建了社会动员的合法性来源、组织基础和技术支撑,从而回应复杂化社会治理。“党建动员社会”的特质在于,一方面,其延续了中国以社会动员的方式来推行政策、贯彻国家意志的传统,另一方面,新模式发展出通过体制力量的扩张来孕育社会,并以此回应和解决复杂治理问题的新机制,从而蕴含着党与社会相互促进的理论可能。未来改革的方向在于,以更系统的治理思维,通过及时、清晰和富有韧性的制度调适,平衡社会动员和制度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并规范其作用边界。

旧传统“制度化”:制度变迁视角下的“驻村第一书记”探究

从“农村工作队”到“驻村第一书记”的不断再生产囿于国家宏观政治社会环境,更嵌于乡村社会环境变迁历程,是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多领域交融下制度变迁的过程和结果。动员和组织乡土社会以达成党和国家对乡村的有效整合是贯穿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主线,而党建动员社会则是贯穿其中的重要机制,是政治社会发展变迁的本质特征。在党政统合下,兼备政治机制与行政机制优势的派驻干部辅以资源联动机制和情感融通机制,通过自身独特的组织和政治特性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互动,最终演变成一种相对稳定和较为成熟的制度,并且该过程呈现出了常规治理和运动式治理之间复杂微妙的“制度化”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