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联动式改革的样本:顺德大部制改革研究

顺德的大部制改革是在一定的背景下展开的,与其他地方的大部制改革相比,有其独特的意义。从效果层面来说,它在不同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即政治绩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管理绩效。但顺德的大部制改革仍然面临不少难题,如"党政合一"的质疑,"上下对接"难题待解及政府职能未根本改变。《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表明,中央已经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解答。新一轮地方大部制改革的顺利推进仍然要加强理论研究,细化顶层设计,推进实践探索,以进一步完善大部制改革的具体操作,推进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在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改革中的适用。

国家治理视阈下的“党政联合发文”:运行机理、演化脉络与现实困境

党政联合发文既是国家治理实践中的特色机制,也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载体。党政联合发文在形式上表征为同级党委和政府联合制发规范性文件的过程,实质上则指向党政治理结构下的权威生产和资源配置,呈现出“党领导国家政权”的治理形态,是融通政治系统与行政系统的便利工具,同时实现了政党意志的行政性表达。其演化脉络嵌套于探索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党政关系变迁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经过1949-1978年萌芽与草创、1979-2012年发展与完善、2013年以后探索与创新三个阶段,逐渐走向健全并成为国家治理的常态化机制。结合实践来看,目前这一机制尚面临着若干挑战,包括机制运行的边界和行政成本受到质疑、关于文件和文件机制的监督有待明确、党政联合制发的文件效力存在模糊等。未来,可以从规范机制适用领域、明确文件定性标准、明晰效力认定规则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机制运行。

广东大部制改革:比较与思考

广东在大部制改革中提出将深圳、顺德、广州和珠海作为"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先行先试"地区,这四地在大部制方案中形成了三种模式,即以"行政三分"为重头戏的深圳模式,以"党政联动"为特点的顺德(及珠海)模式和体现因地制宜、统筹兼顾之稳健特色的广州模式。广东各地的大部制改革,有的带有探索性质,有的可以为全省作示范,其做法都值得讨论和思考,并对全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广义的参考价值。

行政关系调整视野下的富阳与顺德大部制比较研究

顺德与富阳同为县区级政府,在大部制改革的实践中创造了党政联动的顺德模式、专委会制度的富阳模式。前者"动职能,调机构",较为激进,后者"动职能,不调机构",因而带来两地在行政关系的"上下对接"问题上存在差异,富阳可以"无缝对接",顺德则存在困难——对上存在"一对多",对下存在削弱镇(街)决策话语权问题。通过二者的比较,可得到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尤其是基层政府改革的一些启发。

创新安全文化管理 推动矿井健康发展

文化管理的核心就是让理念扎根于心、见之于行。通过排查梳理，党群联动，身心调试；细分析细预判，严问责严奖惩，全时空全过程。这种贴心教育加严实管理，有效整治了习惯性三违行为，使员工安全意识明显提升，按规操作成为习惯，安全技能得到提高，筑牢了安全生产防线，有力推动了矿井安全健康发展。

“小马拉大车”何以可能:经济发达镇的非制度化再造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与乡镇体制的缓慢更新导致经济发达镇面临突出的治理张力,如何用"镇级的体制"撬动"县级的人口"与"市级的经济"值得深思与探究。研究发现经济发达镇的非制度化再造是其能实现"小马拉大车"的关键性内在原因:基于发展优势与自主性再造了组织要素结构,拓展了治理能力;任务导向下的党政联动模式调动有限资源再造了组织运行机制,提升了治理效率。与传统组织行为解释不同的是,非制度化再造强调在体制允许范围内变革和优化组织内部结构与运行机制,积极完成组织任务而非消极应对;这是发达镇缓解"权小责大"困境的有效路径探索,认识和破除该路径的限度对"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思考——以广东顺德为案例

顺德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因党政联动而在县级层面的改革中独树一帜。这一改革尽管在党政关系以及条块关系的改革上取得了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突破,但改革并没有解决地方政府管理体制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一种新的思路,有赖于经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社会管理调研报告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已进入了社会矛盾容易激发、激化的历史特殊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就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苏州工业园区成功借鉴新加坡社会管理理念而形成的诸多和谐共生经验可为全国其他地区发展提供参考。一、新加坡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法治与德治并重的理念。新加坡被誉为'高度法治'的国家,突出表现在执法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