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调构实践及其价值——基于党的权力运行机制的分析

政治关系的存在构筑了党的权力相关机制产生和运转的基础。新时代以来,立足于党内外政治生态环境变化所呈现的新情况、新特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在坚持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性调构,以促进党的权力运行机制的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具体体现在:通过健全民主集中制来推进党内关系的正常纯洁,从而实现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中协调与制约的统一;以党统政为前提,通过统分结合来推进党政关系的科学规范,从而实现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与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统一;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互动机制建设来推进党群关系的和谐稳定,从而实现党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力的统一;以同心筑梦为目标,通过完善政党协商制度来推进党际关系的健康深入,从而实现参政党的权力监督与执政党的权力运行的统一;以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为特色,通过构建大监督格局来推进党企(政企)关系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党的权力在国有企业运行中所有权与使用权(收益权)的统一。

党的权力实现方式论纲

党的权力实现方式是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本质抽象,由党在领导国家发展和执政国家政权时所形成的权力关系结构、权力运作过程和权力规则体系组成。从党的权力主体性出发,党的权力关系结构由党与人大、政府、政协、司法系统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成;党的权力运行过程包括党的权力授受过程、权力设置过程、权力行使过程和权力监督过程等环节;党的权力规则体系涵盖党的权力运行原则、权力清单制度、工作制度和权力监督制度。

十八大对党的反腐政治体系深度化构建的总结与展望——基于党的权力运行秩序视域的解读

如何预防、遏制党的权力运行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和行为,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除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既继承之前相关成果又立足于新阶段新情况的基础上,就反腐政治体系深度化构建进行了总结与展望。从党的权力运行秩序视域来解读,这种总结与展望表现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诸多层级上:政党文化层面更加突出"以人为本"属性,以保障新阶段党的权力运行真正实践人民性宗旨;政治社会化层面必须充分实现政党文化的行为规范功能和人格塑造功能的"合一";政治制度层面必须继续推进体制机制制度创新,以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政治关系层面必须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行深度调构,以促进党的权力运行方式的科学民主化和法治化;政治行为层面必须继续坚持反腐认识方面由自在向自为的转化,以及群众参与反腐的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论党的权力、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力的统一

党的权力、国家权力、人民权力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三种权力。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党政关系问题,即共产党如何执掌、领导国家政权的问题。坚持和保障党的权力、国家权力、人民权力的高度统一,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实现三种权力的统一,关键在于党。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秩序构建的失误化——以1966—1976年为例

1966—1976年这一十年"文革"时期,在占主导性"左"倾错误指导下发生了严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党的权力运行秩序视域看,"文化大革命"运动本意是预防、遏制党的权力异化现象和行为的滋生,但失误在于选择了不切合当时实际的错误化路径,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彻底预防和遏制权力异化的功效。这些"失误化"集中表现在权力规范有序运行所需的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体系层级构建上。

十六大以来党的反腐败工作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基于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构建的分析

十六大以来面对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之前相关成果,立足于新阶段新情况,就反腐败工作进行了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从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构建的维度看,这种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表现在:政党文化层面更加突出"以人为本"属性,以保障新阶段党的权力运行真正实践人民性宗旨;政治社会化层面提出了构建反腐倡廉"大宣教"工作格局和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目标,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政治制度层面继续推进体制机制制度创新,以为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政治关系层面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行深度调构,促进党的权力运行方式的科学民主化和法治化;政治行为层面深化从规律层面把握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腐败工作和凸显群众参与反腐权利保障的制度化建设。

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腐政治体系的构建——党的权力运行秩序视阈下的解读

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成熟、不完善,从而滋生大量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情况,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我党廉政建设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构建反腐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层面,积极推进观念化意识形态的创新,为有效有序运行党的权力提供科学而恒定的价值方向和准则规范;在内政治社会化层面,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政党文化内化教育;在政治制度层面突出准则和规范的实施以及源头防治功能,推进制度反腐新路径;在政治关系层面坚持"以法为轨"的准则,推动新形势下党的权力运行民主化和善治化;在政治行为层面加强对反腐工作规律的认识和继续实行群众参与制度化建设。

解放战争期间党的权力运行中滋生腐败现象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解放战争期间,党的权力总体处于有效有序的状态,但是权力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从政治生态学维度看,这些腐败的诱发主要还在于权力运行的内外生态环境发生了变迁,是相应地滋生了诸多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

论党的权力科学配置的重大实践价值

党的权力，特别是执政党权力如何配置问题是现代政党政治必须回答和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从权力科学配置与现代政党关系、权力科学配置与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关系，以及权力科学配置与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三个层面，研究探讨权力科学配置对现代政党政治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历史性、人民性、现实性——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权力监督思想三大基本特征

党的权力监督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权力监督思想呈现出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一脉相承又有重大创新”的历史性、“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民性、“应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的现实性特征。对这三大特征进行准确把握,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党的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原、核心目标、现实意义和实现路径,有助于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真正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

改革新时期以来党对权力运行外部监督群的培育路径探索——以党与群众团体关系的调构为例

1978年以来,党高度重视反腐斗争,其中立足改革新时期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特征着力培育权力运行外部监督群就是典型。以党与群众团体关系的调构为例,这种探索经历了1978-1992年政党—社会关系由政党主宰性向政党主导型迈进;1992-2002年政党主导型关系由原来的行政型向法规型转向;2002年十六大以来提出了社会新管理体制模式,明确了法规型政党—社会关系的发展新方向三个轨迹特征。

权力运行秩序视域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反腐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党的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党在给予直接打击的同时也立足于当时社会变革和党的建设所面临的环境状况初步构建了较为规范的权力运行秩序。今天,通过从党的权力运行秩序视域考察和评析这一时期党的反腐实践,有助于为新形势下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美国民主党的权力新工具

美国11月6日的中期选举结束了共和党人对华盛顿为期两年不受约束的控制，也给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任期内或许最顺利的阶段——尽管令人疲惫的混乱近乎不断——画上了句号。真的，形势从此会越加颠簸。

党的权力不同于国家政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党的权力不同于国家政权。首先，国家政权是由全体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源于全体人民的授予；我们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各民族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党的权力源于全体党员的授予．其次，国家权力的行使，体现全国人民包括党员在内的意志；党的权力的行使，体现的是全体党员的意志。

1978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斗争的“深度化”发展

1978年以来党在反腐方面日益呈现出"深度化"发展的轨迹特征,这种特征明显体现在所构建的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在各层级上,如在政党文化层面,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层面,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层面,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层面,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层面,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二元政治权力结构的历史成因与运行基础分析

二元政治权力结构的形成与党在国家政权创建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密切相关。党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为了获得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然后才能建立民主政体。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党在建国后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从而形成党的权力机构与国家权力机构并行运行的二元结构。而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社会环境又给该权力结构的运行提供了社会基础。集中强大的国家权力是我国目前实现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决定力量。

中国官员应从“权力崇拜”中猛醒——中国的权力结构刍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一直在认真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的问题。十七大报告中关于“生命论”和“权力结构”重要论断，其目的，就是要努力发展党内民主。

十年建设时期之左倾错误对中共权力运行秩序构建的危害

1956—1966年这一社会主义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期,因各种因素而产生的"左"倾错误,给党的权力运行的实践、权力运行秩序本身的规范化构建带来了危害:在政党文化层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严重干扰了权力运行的正确方向;在政治社会化层面,日益呈现"革命"性和庸俗化倾向,封建观念未能消解;在组织权力运行体制层面,日益高度集权化,削弱了权力监督内生动力;在权力运行体制内部关系层面,法制建设衰退化,加剧了制度规范的总体缺失;在政治关系层面,党际关系、党与社会组织关系日益封闭,造成权力外部监督群的缺位;在政治行为层面,初步探索的制度型反腐路径逐渐摒弃。